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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

时间:2018/5/9栏目:读后感

  大学研究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

  王少祥  法学院/民商法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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