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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

时间:2018/10/11栏目:读后感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

  说起故宫,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故宫,台北也有一个故宫,是战乱使原本属于一家的故宫博物院分隔海峡两岸。

  不过,假如有人告诉你,除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还有南京故宫、沈阳故宫,许多人可能就要愣怔一下了,包括我在内,也许会说:哦,好像是的。

  而将两岸故宫的关系进行一番认真梳理,将故宫在政权更迭、异族入侵、战火内乱中的迁徙流离做一番严谨而不失可读性地解读的,竟是一位日本人,我们自然就会予以更多的关注了。

  这位日本人是《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有“中华圈专家”之称的野岛刚。他曾驻点台湾三年;并历时五年,奔波世界各地,采访了不少文物专家、政界及相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终成《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

  野岛刚对本书的定位十分清晰,他坦承自己并非文物专家,无法论述故宫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他的专长在于以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眼光,凭借政治、外交、历史的视角,探讨两个故宫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发展,正如本书副标题表述的那样——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他想“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应该说,野岛刚做到了。

  从古至今,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演进与文明积淀,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道理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权力不象现代民主国家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民选),而是所谓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因此,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统治的权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种权力和文化延续的象征,从“和氏璧”,到“鼎定中原”的“鼎”,都是这层意思。

  《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提到的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建构了现在故宫的雏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华夏的朝代,但清朝的历代皇帝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远胜于过去的汉族皇帝,爱好及收集文物的兴趣也远超前朝,乾隆又是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比较扎实、文物造诣最为深厚、收集文物最为热心的皇帝。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与满族统治阶层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中,以此赢取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的认同。其实这就是一种政治意味很强但又很巧妙的文化宣示。

  国民党败退台湾,将相当部分的故宫文物迁移到台北,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它自然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向台湾人民弘扬中华文明、强化一个中国意识,甚至宣扬“汉贼不两立”、鼓吹自己是复兴中国文化的道统的有效载体。

  然而,星移斗转,世事变迁,当政党轮替、民进党政权上台之后,台北故宫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陷入了迷茫之中。

  那位曾经担任民进党政权教育部长,宣称将地球仪倒转360度台湾就会成为世界中心、因而闹出了国际笑话的杜正胜先生,在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切割的行动,比如撤掉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铜像、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油画。杜正胜在接受野岛刚的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故宫=中华”,主张故宫应该以台湾为中心,与亚洲与世界联结交织,收藏好的艺术品;故宫要在台南的民进党“票仓”嘉义设立南院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杜正胜还质疑故宫的“狭隘”,认为它没有办法全面代表中华文化,应该检讨亚洲大陆文化发展下的中华文化,博物馆界并无单一民族博物馆的存在。

  因此,台北故宫虽然有很好的藏品,但与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馆相比较,无论从收藏品的数量还是多元性来讲,都很难说是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如果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这些话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杜正胜的这些主张和行动,有很险恶的政治算计,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让台北故宫彻底地“去中国化”,为民进党的“台独”政策服务。因此,他在台北故宫走马上任后的“去政治”言行,本身就掉入了“台独”政治的泥淖,其虚伪性就不言而喻了。

  北京故宫的前身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在紫禁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本书的第三章“漂泊的文物”、第四章“文物到台湾”,以17岁的高中毕业生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从此与故宫文物结下不解之缘;并亲身保护故宫文物在抗战的烽火中踏上迁移的漫漫旅途。

  1949年又随故宫文物移送台湾,几十年与文物的生死与共,成为“故宫的活字典”为线索,描述了故宫文物在日寇入侵、国共内战中的命运沉浮。这两个章节可能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我们从中看到了,青年那志良如何向北京琉璃厂的专家学习“稳”、“准”、“紧”、“隔离”,保证文物摔不坏、砸不烂的包装“绝活”。

  1933年战火逼近时,风闻故宫文物将迁离的北京民众为何昼夜包围紫禁城,因为他们担心文物运出古都之日,就是日军占领、生灵遭到涂炭之时;近两万箱文物自长江逆流而上,历经千辛万苦,运抵成都不久,又要马上转移。

  最后一卡车文物刚离开成都,日军战斗机就飞到成都上空,狂轰滥炸,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从成都到峨眉短短的150公里,却走得异常艰难,时而山路崎岖,时而改道水路,道路塌陷,轮胎脱落,文物多次掉入河中,但都有惊无险,转危为安,让那志良等随护的故宫职员愈加坚信“文物有灵”。

  也让读者情不自禁感叹:天佑中华!进而对国民政府在故宫迁离北京时发表的声明——“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给笔者印象深刻的还有书中讲述的这样两件事: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做出部分故宫文物迁台的决定后,具体负责此事的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周密组织、紧张运作,克服重重困难,总算不辱使命。当他即将坐上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班赴台航班时,张大千抱着数百张敦煌壁画赶到机场,希望将这些贵重文物运到台湾妥善保存。杭立武没有犹豫,抛下了自己的三大件行李箱,腾出宝贵的空间,将这些壁画紧急装上飞机,他对张大千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这些画到台湾以后要捐给政府。”

  文革之中,狂热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叫嚣要“烧掉故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卫故宫。”于是暂停对外开放,故宫收藏品被牢牢锁进仓库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这些都说明了,尽管国共两党政见不同,但正是有了下至那志良,上到周恩来、杭立武那样的仁人贤士的悉心呵护,故宫的文物才得以在战火内乱中保全。中华文明有这样的守护者,民之甚辛!国之甚辛!

  “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两岸故宫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路中有太多的悲欢离合。

  野岛刚借助他那支新闻记者冷静客观而不失生动的笔徐徐道来,诸如台北故宫与中山纪念堂招标设计中发生的曲折故事、北京故宫与南京故宫为文物归还大打口水战引来国家领导人出面干预、溥仪在被逐出故宫前对文物的监守自盗、台北故宫与沈阳故宫一对国宝级翡翠发簪的确认、迁台大陆故宫职员从渴望回故乡到扎根台湾专心文物保护矢志守护中华文化、两岸关系回暖后两个故宫文化交流的柳暗花明、大陆经济腾飞后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高潮的掀起,都可以让读者反复思索:

  文物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有无可能逐渐淡化?两个故宫在连接两岸的交流中如何发挥更加顺畅的桥梁作用?

  放眼古往今来,政治终究是浮云,文化与文明则生生不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政权来来去去,可是文明的边界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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