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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价值观中合理因素的现实意义分析

时间:2024-04-07 15:45:48 哲学理论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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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伦理价值观中合理因素的现实意义分析

  关于儒家伦理价值观中合理因素的现实意义分析
  
  论文摘要:本文指出了传统儒家思想存在的尊重独立人格的节操、刚健、弘毅、自强不息有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天下为公,爱国为民、以义为上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宽以待人,厚德载物、推已及人的和谐和恕道精神、立品为人、修已笃行、知行统一的道德自觉与修养理论等五个方面优良品质,并论述了这五个方面的儒家价值观对于身于21世纪全体中国国民的积极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价值观;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儒家价值观,它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余年,曾长期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近代以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中,儒家传统价值观一直被打入冷宫,但它的影响在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已经渗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实当中的每个中国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复兴,那还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复兴,而文化上的伟大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依笔者拙见,认为儒家价值观念当中的合理因素及其现实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人格节操
  
  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提倡独立的人格意识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这是非常深刻的。儒家认为“天地之间,人为贵”,在易传中提倡天地人并列为三才,中庸里面讲,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高度肯定人的价值是儒家的传统。孟子认为人爵不如天爵,儒家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人是兼备智、仁、勇三种品德的人(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而在人的价值中孔子最看重的是人的独立人格意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仅指士人君子,而且承认平民都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不可辱的人格,这种独立人格在封建****主义的压制下尽管多有变形,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渗透了这种节操。今天,在即将进入全新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独立人格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是培养具有鲜明个性和具有创造才能人才的最关键性格特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每个公民人格的基本要求,这种人格意识带有很多的品质内涵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与西方文化背景下所提倡的个性意识和个人主义有鲜明的区别,但这种性格特征可以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意识互补,共同塑造适应当今时代的人格基本特征。
  
  二、刚健、弘毅、自强不息有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任何国家、民族、家庭、个人想真正站立起来,就要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健、弘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魂,易经的乾卦中说,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是强健、积极、进取不懈的意识,乾象征天与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就是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精神是与为公众利益而奋斗和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在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已任,不亦乐乎!死而后已,不亦乐乎!” 孔子本人就是个抱定坚定志向,以天下为已任,知其不可而为之,顽强不屈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人,如何来考验自己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呢?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种进取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有机结合,成为贯穿儒家传统的一根红线。后来宋朝名相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都是强调每个人对社会要有一定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一个强大工业国的转变,仅仅用了三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实现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尖端科技的研制成功,而且这种成就的取得还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进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取得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就是具有这种精神并且熟谙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巨人,也正是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这种精神重新注入到中华儿女的灵魂中,唤起了中华儿女久违了的积极性,使得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应该承认,我们五六十年代那种战天斗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有所削弱,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展望未来面临的激烈的经济和科技斗争,我们现在急需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这是21世纪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精神源泉。
  
  三、天下为公,爱国为民、以义为上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
  
  儒家一贯强调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弘。爱国为民,以义为上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是一条中华民族无数优秀人物的伟大精神汇成的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河,从遥远的过去一直绵延到无限的未来。新中国成立后,也是靠着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全民族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在刚健、弘毅、自强不息的精神的联合作用下,才取得了前面是提到的不平凡的成绩,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而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造成当今社会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贪污****、损公肥私等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公然嘲讽天下为公、为国为民、以义以上的整体主义价值观,提倡西方腐朽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使得很多时候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在大力宣传、弘扬整体主义价值观方面也非常不力,使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愈来愈严重,“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很多人的信条,而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弘那种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价值观已荡然无存,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十分混乱,这是非常危险的征兆。以******为首的党中央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来扭转这种价值观念混乱的不利局面,特别是提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的荣辱观,里面就包含了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并在全社会广泛推广,重建整体主义价值观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在新世纪能否以万众一心的组织形态走向世界,它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不可或缺民族性格。
  
  四、宽以待人,厚德载物、推已及人的和谐和恕道精神
  
  厚德载物出自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人的德性也应像大地一样宽广,力量也应同大地一样深厚,这要以仁、义、诚、信为基本内容。仁者爱人,尊贤敬长、诚信待人,即是人的高尚品德,又是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子贡问孔子,如果说有一句话值得人们终身奉行的话,那该是什么话呢?孔子答,那就是恕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是一个人能否站立起来,在群体中发挥作用,体现出人价值的重要特征。在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孔子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理念,这两句在法国大革命时写进了《****宣言》,1959年召开世界宗教大会把它确定为人类普遍应遵循 “金科玉律”.厚德载物,推已及人的和谐与恕道精神,对中华民族56个民族融合和凝聚赶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占中华民族人口90%以上的汉族,其祖先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以仁义诚信为内涵的和谐与恕道精神为中华民族融合提供了舆论和道德的力量,创造了相应的社会氛围。它不仅促成了古代中华民族和谐共处、融为一体、团结一致,而且在近、现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继续发挥着文化渗透的作用。在走向21世纪的未来,厚德载物与推已及人的和谐与恕道精神,必将对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人类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上,不同国家、民族和拥有不同宗教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人们必须学会共同生活。推己及人的恕道精神是人类仁爱之心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体现,它不仅应当是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还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它有仅包含着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追求世界大同与人类和平的理念,而且还具有容纳多元文化的共同存在。善于欣赏别人,赞成相互欣赏,有向人类社会学习一切的胸襟。观今日世界,美国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并且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强行输送给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引起很多国家的指责,而中国则高举建设和谐文化的大旗,努力把推己及人的和谐和恕道精神做为与其它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有利于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五、立品为人、修已笃行、知行统一的道德自觉与修养理论
  
  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秩序中,最值得提供给21世纪人们的是,有益于人们懂得怎样与人相处,懂得容忍别人、谅解别人、欣赏别人、渴望重建的与人相处基本原则,即儒家伦理关于做人的学说。这一学说虽在文献典籍的传播上受到一些阻碍,在各级各类的教育层面空白不少,但通过社会行为和世俗途径的传承一直没有中断过,只是这种自发的传承因现实生活对“力”与“富 ”的过分追逐中显得十分微弱。时代的发展,使得不仅仅是中国人,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日益看重做人的学问,因为这是实现人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根本目标的前提。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所要做的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培养21世纪高素质的人,这种人应该首先继承中国传统人格中的优秀品格,这种亲人的塑造不能时代性扬弃民族性,不能只讲智能与创造才能而不讲道德人格。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关注人的情商开发的文化,反而被我国学术界研究人员视而不见,不了解自家文化宝库中无穷无尽的珍品,这是让人痛心的,这种情况也应当尽快得到扭转,促使学术界尽快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关于促进人格健全和情商的资源并在全民族努力推广,这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72-188.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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