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三、古史的重建

古史系统是由记载古史的各种历史文献共同构成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古史系统会遭到破坏，然后学者们又会想方设法进行重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

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到孔子的时候，传统的礼乐荒废了，《诗经》、《尚书》等历史典籍也多有散乱缺失。对于王道废弛、邪道泛滥的现象，孔子深感痛惜，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到了晚年，孔子一方面整理《周易》并阐述《易》理，一方面又根据古代史书作《春秋》。就这样，三代古史系统得以不坠。直到现在，由孔子传下来的五经仍然是研究三代古史的主要史料。除此之外，孔子还向弟子们口授历史知识。

第二次是汉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我们知道，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将民间所藏《诗》、《书》等古代典籍和各种记载百家之语的文献统统烧掉。所以，刘邦建立汉王朝时，不但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而且历史典籍丧失怠尽，先秦古史系统有中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于是涌现出大量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冒险收藏，有的来自学者口传，也有一批来自秦代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些典籍，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使后人得以了解先秦历史之大概。

大致地说，汉代学者重建古史系统的途径有以下数端。一是口述古典，如伏生口述《尚书》；二是隶定古文，如孔安国等学者将古文经转写为今文经；三是考证编写古史，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四是校订古籍，如《汉志》所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五是文献类编，如大小戴编《礼记》；六是杂记旧闻，如刘向撰《说苑》、《新序》；等等。

第三次始于本世纪初叶。汉唐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就是对汉代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为孔子手订的五经进行注释、发挥。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北宋，学者们纷纷对这些典籍提出种种质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到了近代，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者们更将疑古之风推向极至，传统的古史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平心而论，汉代所传文献确有鱼目混珠的现象，疑古思潮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它疑古过勇、矫枉过正也是不争的事实。翻一翻张心澄的《伪书通考》，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早期典籍几乎没有不伪的了！当然这决不是事情的真相。

这正是第三次古史重建的背景，所以它与前两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前两次是古史系统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整理和修复传统文献。这一次是古史系统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

这一次古史重建的契机是甲骨文的发现。1917年，王国维先生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史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新的一次古史重建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郭店竹简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重大发现，汉代以来，只有1700年前的汲冢竹书才可与之相比。在这批竹简公布后不久，杜维明教授就指出：“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12）

　

四、郭店竹简与先秦文献及有关史实概说（13）

1，孔子与《周易》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李镜池先生等因《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之语，便推测“可见孔子没有拿《易》来教；人说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恐怕在西汉才有这个说法。”笔者经过详细的考察证实，确如《论语》、《史记》、《汉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关于六经的称法，由于孔子早年尚未学《易》、作《春秋》，其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今观郭店竹简，有多处将六经并称，如此李镜池之说不攻自破。

由于孔子之喜好《周易》以致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

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孔子的易学主要思想主要保存在今本和帛书《易传》中。我考察的结果是：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乾文言》的第一节。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包括《系辞》的一部分，属《论语》类文献。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乾文言》，包括《乾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我名之为《乾坤大义》，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部为孔子易说。至于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当然亦为孔子易说。

2，《论语》与《论语》类文献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集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圣人岂不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好在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种疑虑。

事实上，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刘歆、匡衡、王充、郑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所有这一切，怎能一笔抹掉！

从《论语》关于子张在听到孔子的教诲后“书诸绅”的情况看，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刘歆说《论语》的原始资料虽为孔子弟子所记录，但其结集者为孔子门人，是正确的。这从书中曾子、有子、闵子等孔子弟子被称为“子”可得到印证。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坊记》。如下文所言，《坊记》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402年这三十四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

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当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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