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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时间:2011-1-19栏目:马哲论文

创造性。因此,尽管西方资本主义是受自身利益驱使而向东方社会扩张,而且也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但相对传统而守旧的农村公社而言,他们对东方社会的侵略和破坏从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而“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就是为东方社会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正是由于坚持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原则,所以在这里,马克思既没有一味地为古老印度社会的迅速衰败唱挽歌,也没有一味地为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大力拓展唱颂歌,而是在对印度古老东方文明的崩溃深感惋惜和同情的同时,既强烈谴责了西方殖民者在印度社会的残暴行径,又客观地指出了这些行径给印度社会注入的发展动力与活力。毕竟,如果没有西方殖民者的强行闯入,印度社会是无法在短期内打破闭关自守的民族发展史,更无从掀开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崭新页面。
2.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原则在马克思晚年思想中的体现
前面已经述及过,马克思晚年是从理论和现实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即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未来走向,那么,凭借农村公社得天独厚的土地公有制优势,加上“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时代背景,农村公社极具“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这,就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理论考察作出的断定。在这里,马克思为什么要抽象掉农村公社的发展现实而在一种假定条件下考察它的前途和命运?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的价值理想是探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无论是西方民族还是东方民族的解放之路,都是马克思一生孜孜不倦探求的目标。如果说马克思早年主要是以西方社会为蓝本来探求人类的解放之路,那么在晚年,他则主要以东方社会为范例来探求人类的解放之路。可以说,这种理论考察就是马克思为东方民族的发展和解放寻找新途径和新方法的一种尝试,也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历史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性和能动性”,而这之中饱含了他对东方民族和东方人民的强烈感情和美好愿望。作为一个西方人,马克思亲眼看到并亲身体会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丑行和罪恶,而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肯定不希望东方民族和东方人民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而农村公社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它当时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恰好又为这种“跨越”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所以马克思从内心深处热切期盼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走向新生,从而免受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污秽与灾难。尽管这种“跨越”发展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变为现实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热切期盼俄国革命的发生,如果革命能如期发生,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
当然,马克思并不会因为对东方民族和东方人民的强烈感情而置农村公社客观发展现实于不顾。在接下来的现实考察中,马克思客观冷静地指出,在国家的压迫和剥夺下,农村公社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生存状态,如果任由这种状态持续发展下(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去,那么它必然遭遇灭亡的命运,而这,正是政府和所谓的“社会新栋梁”所希望看到的结局,他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人这一灾祸之中”。农村公社要想走出这种厄运,就必须以强大的反作用破解来自国家的破坏性力量,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新回归正常的生存状态,也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基础。马克思最后明确指出,要挽救农村公社于水深火热之中,唯有俄国革命。马克思当时为什么多次提到俄国革命,而且对革命的爆发充满热切的期待?我们不妨用恩格斯后来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的一段话来注解一下马克思当时的想法。恩格斯这样写道:“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①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个秘密的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回信是1881年,俄国当时的情形与1877年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他对俄国革命还是充满了期待。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所指的革命是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而不是其他性质的革命。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俄国革命并没有如马克思所期盼的那样发生,结果是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不过,马克思当时对革命的期盼,尽管包含了强烈的感情因素,但革命主张的提出,却是他根据俄国国内当时实际的社会情形作出的科学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可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早年和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原则。无论是早期对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社会拓展行径的考察,还是晚年对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一原则始终是立在马克思心中的一杆标尺。但是,历史的滚滚车轮是不以人的感情和意志为转移的,价值尺度的运用最终还是必须建立在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以历史尺度为前提。正是基于此,所以马克思早年在对古老东方社会传统文明的毁灭深感惋惜和同情的同时,最终还是强调和肯定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对推动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甚至用“革命”二字来形容这一进步作用:“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也正是基于此,他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作理论考察后,最终又对农村公社的现实发展状况作客观冷静的分析;尽管他从理论上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却将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交给历史自行作答。马克思早年曾经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总结道:“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可以说,这就是马克思对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这二者关系的最好明证。
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它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显得不切合实际。因此,较之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域而言,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而缜密的思维方法,其实对我们更具指导意义,因为具体的答案可能会过时,但科学的思维方法却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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