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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密社会”视域下城市社会管理的误区和盲点
“过密社会”视域下城市社会管理的误区和盲点田毅鹏，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从长时段的视角俯瞰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当代城市发展一个值得注意的总体性演进趋向——都市过密化。都市过密首先表现在其人口总量的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集聚到大城市当中。据统计，1990年日寸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1334万人，到2009年末则升至1921,32万人。而建市不到30年时间的深圳，实有人口从几十万迅速增长到2009年底的1200多万，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国第一。在人口迅速膨胀的同时，各种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也辐辏于都市，形成了巨型特大型城市的“胜景”。
过密都市在以其超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回应过密都市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过程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由城市过大、过密所带来的诸多“大城市病”，如交通问题、住房问题、人口增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并循着“问题取向”的路径去探寻相应对策。毫无疑问，重视并解决上述由城市过密而引发的种种显性问题，构建支撑城市的“硬件体系”，对于强化城市管理，克服城市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如通过地铁工程和高架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交通问题。通过加大投资，社会事业匮乏的危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锯。但我们如果仅仅从“问题取向”人手来对待城市过密问题，则势必形成比较明显的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
以“问题取向”去研究城市过密现象，看到的主要是由过密现象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在此研究取向下，人们的研究分析所推崇的多是一种“对策观念”，其潜在的想法是：只要提出一套对策体系，过密问题便可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甚至得到解决，难免随问题而动，坠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与问题取向不同，“过密社会”的研究视角不是将“过密现象”简单地视为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来看待，它更关注城市化背景下人类生存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当我们将“过密问题”提升到“过密社会”的高度时，便会将其作为一个总体性社会问题来看待。“过密”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单纯的人口移动和一般意义上的集中现象，而应注意在人口集中的背后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整个社会构造的变化。
故笔者认为：在直面现代大城市的社会风险和管理困境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那些显性的问题，而忽略了隐藏在问题背后且与问题连为一体的重要的社会总体性变化。从“过密社会”的视角去分析理解城市的重大变化及其治理之道，我们还会发现许多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却带有根本性意义的社会管理的盲点：
第一，从“过密问题”的角度看，过密都市中社会管理的难点在于城市的人口数量膨胀，过多过密。而从“过密社会”的视角看，人口过多过密固然是严重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具有挑战意义的问题在于：过密社会中的人群没有建立起社会所必需的社会联结，从而使我们的城市社会异常涣散，充满了严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般说来，社会是由一群具有共同文化与地域互动关系的个人与团体组成的。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人能群，群有分”。与前工业时代和城市化初期的城市相比，现代大都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们聚集于过密都市中，完成了物理空间意义的集聚：但形体的接近并不意味着社会意义上的接近，更谈不上社会学意义上的“凝聚”，而没有凝聚力的社会则根本无法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活力。
用涂尔干的概念来解释就是，物质密度即人口密度在拓展，而精神密度即个人融入公共生活的程度在下降，二者间的不均衡必定给城市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具体表现为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不从属于任何组织的、无归属感、被原子化的人群，主要包括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者、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大量流动人口，社会的凝聚力在下降。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社会凝聚的。在单位体制下，通过“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纵向控制体系，实现了社会的整合控制。而当单位社会开始走向消解，这一旧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们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步子不够大，新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组织以外的人群。近年来下岗人员激增而难以再就业，无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人数也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攀升。据统计，1978年，全国仅有1.5万就业人员处于正规部门之外：到了2006年，已经爆发性地达到1.682亿人（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2.831亿）。此外，全国约有3亿人口与常住户口分离。可见，在城市走向过密化的背景下，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相反却走向“过疏”，在缺乏组织依托的情况下，出现了原子化的趋向。所谓“原子化”是指，在现代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人类的社会联结状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等情形．
但长期以来，在社会常态背景下城市管理者对这种无组织归属感的社会原子化现象并未警惕和感到恐惧，往往只有当危机真正到来时，才会意识到“健全社会”的重要性，如2003年，当非典肆虐北京、广州等大都市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联结人群的组织——社会网络对于战胜瘟疫的重要性，也才意识到我们社会的很多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社会组织，被高度地原子化，处于一种“去社会化”的状态。而当危机过后，往往又登时忘记了曾经的脆弱与伤痛，
第二，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大批老年“无缘人群”成为典型的脆弱群体，其存在使过密城市的管理运行充满风险。
除了职场上人群的原子化外，颇具挑战意义的还有老龄人群，因为他们似乎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原子化态势。现有的研究和统计表明：在大都市走向过密的过程中，老龄人口的数量大幅上升。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展开分析，我们会发现老龄群体虽然置身高密度社会，但其生存状态的突出特点却是社会关系的稀薄化和原子化。
应该承认，现实社会中很多正式社会关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职场社会”建立起来的，而当老年人退出“职场”后，其一生中依赖于职场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正式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开始褪色，这也是迄今为止一些老年学研究者对老年群体社会角色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如美国学者里查得.C.克伦塔尔在《老年学》中认为，社会上“不断加快的社会变化速度产生了一种重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各种美的概念首先集中于和年轻人相联系的那些特征之上。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往往也就是当时年轻人的价值观。而老年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常被称作‘旧式’的或被认为是应该抛弃的过时生活方式”。虽然上述观点存在不合理的偏见，但我们在评估老年群体社会关系现状时，的确不可忽视其社会关系稀薄化的事实。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状况不可避免地呈下降趋势，这对于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迄今有关老年群体问题的研究和对策中，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老人“养”的问题，而对老年社会所面临的原子化现象关注不够。事实上，在城市过密的条件下，老年群体尤其是“空巢老人”处于孤独无助的原子化状态本身，蕴含着不可言状的严重风险。
第三，过密都市中社会空间的封闭化成为城市管理又一盲点。
处于开放时代，过密城市的人口数量虽然在增长，但其所依托的社会空间非但没有走向开放，相反却越来越趋于封闭，这些闭锁的空间实际上已沦为社会管理的盲区。
在城市的居民区中，装有电子控制装置大门并配有保安的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居民之间缺乏信任，亦无正常的互动关系。在城市中心地带中央商务区(CBD)，更出现了“道纳斯化”现象，表现为在城市中心人口过密地域白天工作者众多，到夜间因工作者回到郊外居住而人口骤然减少。城市中心人口减少的原因主要包括地价飞涨、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其易导致该地域居住人口减少、学校外迁、商店倒闭，故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居民随时要接受“过疏”的考验。而在城市边缘地带、城乡结合部，亦因外来人口远远大于土著人口，同时人口具有极强的流动性，社会管理陷入严重困境，一些城乡结合部“只好”用封闭村庄的方式来保证村落社区的秩序和安全。
长期以来，高密度大都市一直是城市发展进程中颇具争议的话题。否定论者认为人口过多、过密，必然带来交通拥挤，产生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时间和空间的浪费，扼杀城市的活力，最终导致城市的自我摧毁。过密发展的支持者则强调拥挤带来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果。而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则似乎更强调，在反思大城市弊端的前提下接纳过密都市的存在。所以，如何在过密条件下管理好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揆诸历史，我们经常愿意以某一重大事件作为社会风险的标志。事实上，风险就孕育在我们外观过密实质疏离的生活中。此种矛盾的情形是酿成城市社会风险的原因，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人类抗拒风险的能力，因为在缺乏归属认同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美好的道德和秩序，亦不可能使社会产生出较强的社会协动力。
总之，过密化特大城市的出现，对于人类的社会管理能力和制度文明体系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还固步自封地沿用传统计划时期的掌控手段去管理这些特大城市，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研究”(10A2D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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