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材料上的过错而遭受的“非难”。至于对民众翅首以盼的大事、急事，更是小心谨慎，沉着“防御”，以免自己因好心“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而“乱了章法”，种下“忽视群众利益，草率从事”的祸根。这是第六条。
警务中受了委屈或是被个别民众告了“冤状”，往往不想替自己“讨个说法”，而要“打掉牙往肚里吞”，或即使有了“秋菊打官司”的念头，也以为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于事无补。这是由于 ，在众多世人的眼里，千不该万不该，当警察的都不该“知法犯法”，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因为“从严治警”等缘故，也常常要求警察不论有无主观过错，一律先行自查自纠，再组织查处！甚至在给蒙受“冤假错案”之屈的警察“平反昭雪”之后，仍然要求他们“汲取经验教训”，做到“浪子回头金不换”，以时刻保证自已“洁白如玉”。只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历如此深刻的“教训”，必然会使相当一部分人“吃一堑长一智”，反而更重视“防御”了，至于所谓的“回头浪子”，在他们看来，原本就成不了“金不换”的！否则，人们就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再要求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自然无从谈起。这是第七条。
经费无保障，装备无着落，技术无更新，于是，诸如赤手空拳斗持枪歹徒、破烂的吉普车追赶凶手的“宝马”、几只陈旧的照相机、镊子、钳子组合在一起便成了“勘查箱”之类的“老牛拉破车”、“鸟枪当炮使”的现象屡见不鲜，且“拉”得了一时是一时，“使”得了一日是一日。反正，“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如今财政下拨的“皇粮”不够吃，罚没的“杂粮”不敢吃，尚不知明天的日子是否“涛声依旧”？何况许多人的衣袋里还都还搁了一叠数月甚至数年无法报销的办案及差旅费发票呢。这就好比一匹马，倘若天天连“吃”都“不够吃、不敢吃”，自然也成不了“千里马”，因而，你也别指望他凡事都能“马到成功”，特别是在危、难、险、重之际，其没有“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且能“防御”得“马在阵地在”，早已是功德。这是第八条。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的原则要求，但如今许多法律上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已束缚了警察的手脚，令他们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加以“防御”。比如说：面对大街上“站街女”搔头弄姿、“三陪女”穿梭其间、贩卖色情光碟的人招摇过市等轻微违法人员，你若想“赶尽杀绝”，见一个抓一个，又苦于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上的惩处依据，反之，你若是视而不见，社会各界则道你在“姑息养奸”；再如，对盗窃的立案标准，1992年公安部确立的是“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为标准”，然现实情况却是，这边公安机关立了刑事案，那边到了检察院，却要2000元为起点（经济比较好的地区的标准），弄得警察们无所适从，抓了又批捕不了，不抓或即抓即放，老百姓又说你“纵容犯罪”。诸如此类，有的时候，当警察便只有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天由命罢了。这是第九条。
长久以来的宣传教育，常常格外强调公安机关预防犯罪的职能，否认影响发案数量的相关因素繁多而复杂，否认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不是控制发案数量的决定因素，否认发案数量的多少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密切，进而否认预防犯罪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就很容易使社会各界人士产生“犯罪预防是公安机关的事”的错误认识，从而，既加重了警察的精神负担，认为自己是“鞭长莫及”，又不利于警察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预防犯罪，造成公安机关“孤掌难鸣”。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公安民警在日后打击预防犯罪过程中“出生入死”，但违法犯罪现象照旧是居高不下，民众对违法犯罪现象照旧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乃至公安民警让他们为破案协助提供点线索、或作个旁证都成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长日久，一些警察也难免要以“防御”不出大的“娄子”为己任。这是第十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防御性警务”不是公安民警的积极行为，而是他们一种被动的响应。它以降低广大民众对公安民警的信任、以损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为代价，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固然，造成“防御性警务”的成因有多样，但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久以来的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使得许多警察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以保证警务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在法律职业化几乎成为全球化趋势的今天，中国的法律职业化建构尚是一个未曾真正启动的历史性大工程。从我们对公安机关的传统定位来看，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自身并无独立价值，惟有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改善投资环境”为中心，直至具体到为“重点投资业主”提供重点保护，都很难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髓。凡此种种，今天有些警察，正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所说：“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凭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十五贯》中的娄阿鼠也说过：“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既然“老爷”说的准“没错”，咱当警察的尤其是普通警察就只有像贾宝玉那样的恐惧“有错”了，至于如何避免“有错”，“防御性警务”倒不失为警务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至于因此有可能进一步萌发寄生意识、转化为精神无赖，则另当别论。事实上，法律要公正，警务亦要权衡利弊，从法律固有的公正以及警察的职业道德角度看，一次悲剧事件的负罪感已足以惩罚警察终生。
二是，当旧有的法律法规在当前社会民主法制进程中，有些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重新调整和修订。比如说，国家取消了收容送制度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却未能跟上去，以致警察在从事警务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在城市街头无正当职业四处流浪的人员、夜间无正当理由留宿街头的人员以及在公共场所伺机违法犯罪的不法分子，现有法律法规已不足于让他们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你总不能时时处处强调公安机关“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再好的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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