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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国旗下演讲稿
文以载道国旗下演讲稿
商雪晴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文以载道”。
不论是走在繁华街头还是寻常巷陌，我们都经常会看到“中国特色”四个字。每当此时，我都不禁自问，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是其中最不可忽视的维度之一。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学亘古绵长，而且还在于它始终带着关照社会的使命意识，承载着“道”的要义。西方常常以文学的审美功能，来区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并且认为体现单纯的审美价值，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然而，如果拿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待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难合之处。因为中国经典总是“文道统一”，关照深沉现实。
众所皆知，中国是一个诗歌王国，我们不妨先从诗歌说起。中国诗歌有着强大的抒情传统，但是所抒之情，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情绪，而是与客观现实息息相关。《诗经》开辟了现实主义的源头，其中的《硕鼠》有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是对被剥削的下层百姓的现实写照；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其中家喻户晓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了当时社会残酷的阶层分化；陆游弥留之际所说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让我们看到了山河飘摇之时，他却无力继续建功立业的至死遗恨。哪怕是神游天外的“诗仙”李白、性情冷僻的“诗鬼”李贺，也时常抒发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散文方面更是如此，作为“载道”的直接载体，中国的散文体现出强烈的政论色彩和干预精神。诸子散文纵横捭阖的谋略，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发愤之作”《史记》不仅 “述往事”，更 “思来者”；唐朝浩浩荡荡的古文运动，韩愈和柳宗元高举“明道”和“贯道”两面大旗驰骋文坛；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文写史，以史鉴文，他的《原道》敢言人之不敢言，自有一种狂飙卷地的力量。
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并不发达的小说，也体现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四大谴责小说”，以社会上丑恶现象和弊端构成情节的主要矛盾，用嬉笑怒骂的形式进行着犀利的批判；《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也绝非因为它描绘的闺阁闲情，而在于它深刻的批判力量，来源于贵族家庭的兴衰际遇背后关于政治、经济、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暴露。
回顾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学似乎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对艺术本身的痴迷和沉醉。从古至今，“文以载道” 已经作为一种底色、一种根基，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走向。那么促成“文以载道”精神传统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呢？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往往不相信人死后可以进入天堂。我们往往把对生命短暂、光阴易逝的遗憾都化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上。特别是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这种意义主要就体现为一种为家国天下、为苍生黎民的抱负和志向。这也是千百年来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文脉。
尽管历史的车轮行进入现代，中国历经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仍旧可以骄傲地说，这种文学的责任、文人的担当，一贯的文脉始终未断。谨以“民族魂”鲁迅为例。阅读鲁迅我们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各种原因被考证和解读：忙于政治活动、演讲、时间仓促、精力不足甚至是英年早逝等等，但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显在的事实是，比起长篇小说，鲁迅更愿意写杂文，从1918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随感录》，到逝世前一个月写下的《死》，鲁迅的杂文创作历时18年，将近八十万字。无论是字数还是创作时间和精力，鲁迅对杂文的投入足以写成好几部长篇小说。这说明鲁迅对于长篇小说是“能写”却“不写”。至于原因就像鲁迅自己说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用杂文作为投枪匕首介入社会现实：从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到国民性的批判、民族命运的探索等等。就像冯雪峰对鲁迅评价的那样:“鲁迅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巨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更为大众所重视。”
今天我们的文学发展，形式越来越多元，文学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元。文学的蓬勃发展固然是好事，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是什么。国家的崛起、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的安稳让当下的中国已经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成熟的国家不仅在危亡时刻能够肩负起救国救民的担当，在安稳的生活状态中能够居安思危，保持反思的意识甚至更加重要。我们审视当下，如今的中国人有多少还愿意从文学中思考？当下的文学作品又有多少还因承载着思想启蒙而值得人们去品味？这才是我们如今重新回望载道传统的价值，也是真正静下心来反思当下文学发展的意义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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