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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

时间:2006-11-23栏目:综合教育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最后通过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反思,得出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
【摘  要  题】理论……
【  正  文】
  
  20世纪刚刚过去,对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背景。它使得对20世纪各学科自身发展进行冷静检讨和全面反思的历史需求兀然凸现出来。自然,我国的图书馆学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和机遇。对此,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界也引起一定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像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倪波、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有关图书馆学史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史受到图书馆界的进一步关注,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共10集,从各个方面总结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的研究者像霍国庆、王子舟、刘亦平等对我国图书馆学历史又积极进行撰文。然而,纵观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思和研究,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又恰恰未能引起注意的问题: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笔者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1.1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全貌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整体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已经远远落后于国内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很难从中探寻出真正值得当前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所借鉴的东西,最终影响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和发展。
  1.2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把西方图书馆学看成是“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典范,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理论上是照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体系言说,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西化了。西方图书馆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几乎成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不少人总是在里面打转转,跳来跳去就是跳不出来。最糟糕的情形是:用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理论来阐述和解决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问题。这种解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的危险。
  1.3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图书馆学传统的中断。20世纪之初,时代和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使得图书馆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从—开始就掉进了引进的怪圈,成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进而也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致使中国图书馆学没能像其他学科的发展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对其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图书馆界内部的冷落和轻视。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境真是步履维艰。
  1.4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狭窄和局限性。我国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西方几个发达的国家,图书馆学的学术交流也仅仅局限于与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交流,介绍和翻译的资料也主要是反映他们的观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现象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开展的广泛的国际交流是不相称的。
  1.5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认识上的错觉和偏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只有向西方图书馆学学习,按照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才能具有和西方图书馆学接轨和对话的能力,才能不断的发展。
  1.6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在两种文化接触,交流和碰撞的时候,落后的一方,出于自叹弗如的心理和希望在尽快短的时间内迅速赶上他人的急切愿望,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别人。模仿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手段,有着一定的价值,有意识,自觉的模仿要比无意识、盲目的模仿有意义。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最低级的学习手段,因为国情不一样,别人的东西绝不是通过模仿就能对自己完全适用的,至于全盘模仿,更是十分愚蠢和注定要失败的。在20世纪之初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历程中,客观地说部分有识之士也做过一些民族化的努力和尝试,同时也有过国粹派和本位文化建设的喧嚣。但应该说,从学日本到学美国,一边倒的多,引进模仿的多;借鉴融合的少,创新转化更少。主要的倾向是模仿,这在早期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多年来,我们在总体上始终没有突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这就给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
      2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产生的原因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当这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点被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所接受,并且在头脑中固化成一种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常识的时候,它的消极影响就更大了。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学要想有所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使中国图书馆学成为世界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国际图书馆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剖析。
  2.1 原因之一: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的“全盘西化”。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军事上不断地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从此跌入了被人奴役、被人蹂躏和被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炮声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妙方,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渐渐地在心理上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这种崇拜之情更加强烈,从而进—步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给学术界的“全盘西化”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对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学术界的“全盘西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切西方的东西(宗教除外)都是科学的,只有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切的科学只能向西方学习了。20世纪以来,学

术界的这些事件的积极意义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消极方面的影响还没有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图书馆学者们就很自然的接受和主张图书馆学的“西方中心论”。可是,为什么后来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此也不提出质疑呢?
  2.2 原因之二:西方图书馆学者对西方以外的图书馆学(包括中国的图书馆学)知之甚少和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近代以来,西方的图书馆学者把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错误的认为只有他们的图书馆学才是科学,在西方之外是无所谓科学的。这种论调使得西方的图书馆学者满足于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带着这种观念去描述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得出“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但遗憾的是,作为具有两千多年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泱泱大国,当我们引进西方的图书馆学的理论时,往往把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全部抛弃一边,毫不怀疑地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是十分奇怪的和让人不可理解的。历史发展证明:没有继承,便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便没有发展和创新。这既是成功的经验,也是失败的教训。
  2.3 原因之三: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传统研究方式和研究心态使得他们惯于接受现成的结论,图书馆学者也不例外。先是西方人在不了解非西方图书馆学或是对非西方图书馆学持有某种偏见的情况下,得出了图书馆学发展以“西方为中心”的结论,然后又有20世纪初的图书馆学者们在那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把西方图书馆学引了进来,当时维新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先后编制了《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其中以1896年9月刊于《时务报》上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的影响最大。该表收录的19世纪中叶以后国内译出的西洋图书数百种,按学、政、教、杂4部分类,分别类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和综合性图书。该分类体系是较早接受西方图书分类体系的。从1910年孙毓修撰文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在《教育杂志》上以后,先后编制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图书分类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图书分类法》(洪有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中国图书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十进分类法》(皮高品),《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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