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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青、宁、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其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

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最悠久的源流就是西北地方史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西北方志793种,这些方志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开始,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记》、《西河记》、《沙州记》、《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的西北方志,《中国古方志考》仅录陕西两种即《京师录》和《雍州图经》,其余四省(区)今己无考。敦煌发现的唐代西北方志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录》、《敦煌名族志》、《寿昌县地境》、《西凉录》、《后凉录》等。宋元时期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这一时期西北所修方志,甘肃22种,陕西21种,而留存今日的仅4部,其中宋代2部,北宋宋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程大昌纂《雍录》十卷。元代2部,李好文纂《[至正]长安图志》三卷、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十卷。明代西北方志的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西北修志多少,已无从确切统计,现存明修方志:陕西54种,甘肃19种,尤其是出现了为学者称颂的所谓明代十大名志,康海《武功县志》、吕《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宗《秦州志》、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户县志》、刘璞《重修户县志》、孙丕扬《富平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等。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方志,陕西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民国时期,政府曾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青海31种,宁夏8种,新疆1种。

除西北地方志书外,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研究成果。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18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重视、提倡,另一方面是由于乾嘉朴学考据风尚的盛行。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从著作形式而言,一部分是清代学者的新著,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另一部分是清代学者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正、考释和注疏,这类著作为数甚多。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录》的校正,李文田、范寿金对《西游录》的注释和补阙,丁谦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耀卿纪行》的地理考证等。“西北舆地学”的开创使对西北的研究进入了逐渐系统化的时期,对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我国西北疆域的研究,意义更加深远。王国维先生曾列举20世纪初中国新兴五大学问: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和田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这五项中有三项与西北有直接的关系。清代的“西北舆地学”研究,到了民国时期,鉴于时势发展成“边政学”研究。当时的所谓“边政”,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边疆政治,狭义为边疆行政。所谓边疆,一为政治意义的边疆,特指一国的边界和国界,亦即地理上的边疆;一为文化意义的边疆,特指国内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不同的边缘民族,亦即民族上的边疆。而“边政学”就是以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学科层面比较广泛,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月至5月发表的边事论文就有157篇之多,其中涉及西北的约有半数之强。此外,据1944年底的统计,自民国始所著仅有关青海的著作就有50余种。这一时期,由于“边政学”研究的倡导,对西北的研究已超越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扩大到了自然科学,如经济地理、物产资源、地质矿产、土壤水利等领域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文献源。

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建设正式开始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是西北地区中心所在地,东出西联,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着枢纽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建馆以来一直以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早在1928年著名的地方文献著述家张维先生任馆长之初,就曾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征集各县县志以充实馆藏。此后历任馆长都曾呈请征集西北地方文献。真正确立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理论基础并以此为搜集、研究方向的是1943年担任馆长的刘国钧先生,他曾明确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并指定“汇集西北文献;搜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西北日报》,1943年9月23日),为其特有的三项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止。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新志书相继问世。而继“西北舆地学”和“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诸多信息的集合体。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变革、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汗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研究考释资料。

据初步统计,截止2002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共计17611种。在文献类型分布上,期刊和报纸的种数相对稳定,图书所占馆藏比例逐年递增;文献整体增长率稳定,1964年至1994年平均为5 04%,1995年至1997年平均为4 88%;从学科分布来看,其增长面相对集中,并呈现较为传统的继续,1964年至1994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为:舆图、宗教、史地,1995年至1997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地区分布格局基本为:甘肃50%,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及西北总论之和为50%。

三、馆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鉴于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保存价值、使用价值、资料性、广泛性,尤其是地域性这一概念属性,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为原始性、完整性、民族性、宗教性及文化复合性。

1 原始性

表现在西北地方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的存在,据初步统计,仅解放前搜集的总计为3310种图书中,就有档案资料1160种,约占1/3。其中有会议记录,《兰州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1944)》;收发电文,《西北行辕准重庆行辕关于拉卜楞寺与阿哇发生纠纷所致代电》;计划书,《甘肃省驿运管理处三十三年度营运计划书》;章程,《甘肃省通志馆章程纪要》;报告书,《渭源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工作报告》;调查报告,《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统计表,《甘肃各类学校概况统计表》;名册,《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职员表》;大事记,《西道堂大事记》;法规,《甘肃省粮政法规汇编》等等。不少是珍贵的稿本和抄本,如郭汉儒《陇右文献录》、张维《甘肃通志稿》等,这些文献的内容广泛,是确凿的原始资料和历史证件,具有第一手的印证作用。

2 完整性

这种完整性,首先表现在文献时空意义的延续,从汉代的《汉书·西域传》到汉魏六朝时期都邑簿形方志《三辅黄图》;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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