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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

时间:2008-12-15栏目:社会学论文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两大阵营的激烈争持陡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与方式结束,全球化浪潮亦同时猛然高涨,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天地拉开序幕,引致"历史终结"的惊呼。人类对新世纪来临的热切期待不难理解,对其前景却未免过份乐观,上一世纪初如此,现在仍然如此。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西雅图所遭遇空前庞大与激烈的抗争,令世人吃了一惊,但先进工业国家的政治与财经首脑显然尚未清醒过来,对问题性质与深度更没有确切了解,而仅视之为习惯性抗议份子与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群众之发烧与捣乱,今年从而继续有6月瑞典哥德堡(G?teborg)以及7月意大利热那亚(Genoa)更为激烈乃至酿成流血惨剧的骚动。看来,今后这一类世界首脑会议可能必须移到更容易控制群众的地方乃至军舰上召开了,这对于以民主、自由、开放为标榜的西方社会领袖而言,无论如何自圆其说,恐怕亦不免成为莫大讽刺。

诚然,诸如英国十五世纪的罗拉德派(Lollards)和十七世纪的平等派(Levellers)那样激烈反建制的群众运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大风起于苹末,他们的口号、论调、思想虽似狂热、散漫、缺乏系统理据,却往往亦是深刻问题的反映,是诸如宗教革命和光荣革命那些钜变的征兆。同样,今日的"西雅图99"或"热那亚01"事件亦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传统社会主义运动转趋沉寂,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宰制全球的意识形态,以及它所宣扬、支持的商贸全球化浪潮如日中天之际,这些事件正就代表一般民众(而非仅呆在书斋里的知识份子)对这大潮流的反应与挑战。中国决意以西方为师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垂二十余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既定国策现在也已经逐步落实了。际此关头,西方内部这一民间对建制挑战的意义与前景,是值得中国知识份子密切注意和仔细研究的。

一 自由与平等的张力

如所周知,在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出现既立足于政治诉求,亦复反映经济政策主张。从洛克(John Locke)、边沁(Jeremy Bentham)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其要义就在于以法治保障财产、人权,规范国家权力与功能,以市场机制替代人为经济干预,从而创造一个宽松、自由但不乏基本秩序的社会。在其中,秉持天平的蒙眼法神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保证了体制的客观性与公义性,由是带来长期稳定与强大活力,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创造了环境,也为英美两国近二百年政治经济的飞跃发展奠定基础。倘若说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现代所发现的一大秘密,所创造的奇迹,当不为过。然而,高度自由带来活力,却也同时产生不平等,这不平等并非原来的秩序或者市场所能改变的--恰好相反,在既定秩序下它往往被加固甚至剧化,它的消除,只能借助于超出原有自由主义观念以外的政治运动。从1832至1922近百年间,英国经历了三次扩大议会选民范围的运动,才终于实现全民普选的理想1;美国经历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震撼,才逐渐接受有限度福利国家观念,这些可以说是修正自由主义之必要的最好例子。

当然,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与接受,自由主义本身的论调也同时会转变,这无疑是它富有弹性和生命力的表现。因此,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用了整整一本以《社会正义的幻象》(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为题目的书来论证""社会正义"的理念是全然空洞、无意义的"2,另一位同样激烈不妥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却不得不勉强承认,最低限度社会福利可能有正当性:"他(自由主义者--笔者按)也可能赞同国家的纾缓贫困措施,因为这是社会大多数达到一个共同目标的更有效途径"3。事实上,如弗里德曼所抱怨的,自从30年代以来,在美国政治辞汇中,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已经不复是十九世纪的"申张自由,亦即促进福利与平等之最有效途径",反而是"福利与平等作为自由之前提或替代品"4,也就是说,自由与"福利、平等"已经主客易位,本末倒置了。"平等"或"社会正义"容或在理论上是个模糊、难以清楚界定的概念,因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上佳攻击目标,不过,它的实际诉求却顽强地挥之不去,无法抹杀,始终与自由主义之间维持强大张力。因此,70年代以来,不但欧洲出现了强调商议民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即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除了以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人为代表的"原教旨派"自由主义,以及贝尔(Daniel Bell)、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等追求"起点平等"的"精英自由主义"(meritocratic liberalism)这两派以外,又出现了诸如罗尔斯(John Rawls)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那样追求"结果平等"的新派"平等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他们和从社会主义蜕变而来的"激进平等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5 在理念谱系上其实已相当接近了。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一个半世纪之间,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迅速,然而大体上还具有相当连续性,自由主义的蜕变亦因此还有迹可寻。然而,到了二十世纪80、90年代,由于科技变革的影响,全球经济与资本主义获得了爆炸性动力而"起飞",瞬即成为大部分人甚至学者都难以辨识其真正面目的事物。在此新形势下,自由主义对新时代的适应也就成为全新课题了。

二 巨无霸公司治下的世界9/7Unj[.=P@P9X5wS P0%=j} G=]u*HNQ财务管理论文aakdH: =C5]"v *fHT2N4JGI/3

在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世界经济结构最重大、最瞩目的变化,就是少数工业先进国家,亦即所谓G7国家6,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它们仅占全球人口12%,但本地生产总值(GDP)则占66% 7;而数百家巨无霸型跨国公司(更准确的应该称为跨国公司法团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它们大致可以以《财富》(FORTUNE)杂志每年所开列的"全球500"(GLOBAL 500)大公司为准--又静悄悄的控制了这些先进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这类公司的绝大部分(86%)总部设于G7国家,其总营业额达到后者GDP的54%(表1)。说来奇怪,注意和真正了解这个钜变的,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世界外部的哲学家,甚至也并非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巨大学术压力下往往变为高级工程师,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福音布道员的角色),反而是从资本主义核心体制里面跑出来的人物,例如柯尔顿(DAVID C. KORTEN)和诺兰(PETER NOLAN)8。前者最近风靡一时的新着以惊心动魄的《当公司统治世界时》9为题,详细分析了这个现象所带来的深刻危机;后者去年发表的《中国大型企业还将何以立足》10从另一角度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中国在此危机中的处境,其效果同样震撼心弦。我们要了解自由主义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正好以他们的分析为切入点。论文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巨无霸公司"的力量并不全然由于独占或宰制某一行业(虽然这亦往往是重要因素),而更是由于其极端雄厚,名副其实"富可敌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其高度整合的组织,严密的财务控制,与雄厚的科技、商贸力量。如表2所示,一间名列前茅的巨无霸公司的年营业额高达1,000亿美元上下,这大约相当于一个8,000万人口的中低收入国家,或者一个400万人口的高收入国家/城市的GDP。例如: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与俄国,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汽车与香港,蚬壳石油(SHELL OIL)和以色列都在伯仲之间;以中国之大,英、法之富,只不过相当于这类公司前十名左右的联合力量;甚至富甲天下的美国、日本和德国,亦只不过分别与前250、60、20家公司的联合力量大体相匹敌而已。今日全球经济之绝大部分控制于数百家巨无霸公司之手,已无可置疑--事实上,从表1与表2可见,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境内此类公司之数目、规模、所占经济活动分额,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了。

所谓"控制",最基本的意义,是指这些"帝国型财团"(IMPERIAL CORPORATIONS)11在生产安排与财富分配上所起的巨大与决定性作用:由于其倾国倾城的财力,跨越全球性以及数十百行业的运作,它们在采购和销售价格、工资与利润分配、资金调度各方面,都获得了任何个人甚至经济力量微薄的城市、地区乃至国家所无法抗衡的决定权。广大落后地区的工资普遍受到强大压抑(耐吉[NIKE]运动鞋在印尼通过极其廉价的外判工而将其七万五千余工人的全部工资支出压低到其付予一位篮球明星的个人广告费以下,是最突出的例子),甚至先进国家的低发展区域,诸如美国南部或英国西部,也都不能不对其要求唯恐唯谨12。

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财团决策层的一个自然社会后果,就是财富分配之高度不均,可以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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