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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中国执政党内外一些敏于思考的人士认识到传统意识形态已经失效，急需寻找它的替补者，于是民族主义便成为首选。然而，民族主义究竟能否担负起如此重任，是大可以怀疑的。
从历史上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先是追随共产国际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国际决裂后又反对赤色帝国主义，这就迫使他们眼睛向内，以文化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在，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学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随时摇摆，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而欲完成民族主义，首先要进行心理建设和伦理建设。“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1]蒋介石以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抗衡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果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先后在大陆和台湾战胜了国民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表明了民族主义的脆弱性。
从现实中看，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负面后果已经充分显现。对外，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复仇主义的叫嚣模糊了中国政府历来昭示的对外政策的可信性，引起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削弱了中国综合实力中的软力量。对内，民族主义不仅不能整合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反而加剧了意识形态的争斗。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总是把矛头首先指向所谓的“汉奸”，要求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全忠大孝，压制思想创新、个性表现和个人自由。“赵薇事件”、“姜文事件”就是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小试锋芒。
事实上，家族主义、部落主义、族群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根本不能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对手。原始部落的文化只有在与先进文化隔绝的状态下才能起到一种统摄作用，一旦接触到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它们就会迅速地消融。特殊价值（情感、效忠等等）只能在普世价值体系中求得自己的栖身之地，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之。在思想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是不同的普世价值体系之争，而不是特殊性价值（个人价值、地方性价值）与普适性价值之争。
但是，中国大陆显然也不能再吃回头草，重新捡起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突出世界上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阵营之间斗争的意识形态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取代世界革命主义的意识形态应当是世界公民主义。从宏观上说，它是一种世界主义、一种普世价值观，不同于只在本族群（中华民族还是汉族？）中有效的特殊价值观；从微观上说，它是以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出发点，不同于否定个人自由的国权至上主义。但是作为中国人，毕竟有自己的独特情感与立场，因此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
什么是“中国人本位”
“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表露的情感部分来源于普遍的人性良知，部分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尊重中国人的情感就意味着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19世纪末以来的“先知先觉”们大多对传统缺乏足够的敬意，一方面固然是中国漫长的历史造成了本身多变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三千年未有之剧变”所造成的强烈心理震荡。“伦理革命”、“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提出，加深了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精神鸿沟。古代中国在枢轴时代的“超越突破”不同于西方，政教分离后没有形成全民性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体制，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上层文化（如儒学与佛学）与以萨满（巫术）传统为基底的下层文化长期脱节。大小传统、新旧传统的混杂，使人们难以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无论如何，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对传统“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说法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现在应当进一步指出，要尽可能地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取代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只有在确实没有本土资源的情况下，才以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取代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解释”而不要“全盘西化”。秋风指出：我们今天关于传统的认识有两个缺陷：第一，这些传统几乎都是反传统的人讲述给我们。从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传入中国以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人，差不多都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不如西方，所以，他们的研究，其实主要是证明中国为什么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所提出、并且最热烈地探讨过的问题，比如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等等，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那些最热衷于讲述传统（国学）的人，却并没有自由主义的理念。结果，他们所发掘出来的东西，往往都是反自由主义的因素。由此而导致的虚骄之气，当然更是自由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而中国向来所缺少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因此，如果自由主义是一套整全的知识体系，那么，也应该有一套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这套叙述不仅具有知识上的价值，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底蕴，它能对于中国未来的自由宪政政体给予某些正当性论证。“我们必须重新讲述历史和传统。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重新讲述讲出历史的脉络。按照这种理念，我们应该发掘传统政治体制中的分权设计，发掘知识分子限制皇权的理念，儒学、佛学等等知识分子的学术、观念共同体是如何实现自治的，应该探讨乡村社会是如何自治的，探讨商人是如何在民间自发的组织下向城镇提供公共品的，探讨宗教组织如何分散了政治权力，如何承担起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如何凝聚民众的信仰。研究合法的非法的贸易是如何改进沿海民众的生活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如何增加新物种、提高农业产量的。研究家族制度是如何保护贫弱，教育是如何经由民间的组织而不断扩展的。等等等等。”[2]论文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最深厚的传统是民间自然而然地长期形成的，对这种传统只能潜移默化地改变，而不能用官方干预的手段来强行剪裁，例如有关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最新事件。南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元王朝与清王朝不会主动褒奖汉族的民族英雄，岳飞的历史地位主要是由民间士人乃至说书人、戏班子等底层人士塑造起来进而深入人心的。如果认为岳飞的“精忠报国”有一个忠于什么样的“国”的问题，可以采用冯友兰所倡导的“抽象继承法”。如果认为现在应当提倡各民族的团结，则可以采用“加法”，在表彰汉族英雄的同时表彰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英雄，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国族观念；而不应当采用“减法”，以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方式将各民族的英雄一概抹煞。gK /{K~ :y_^j N~!v7L?$, JY.B ps66wen.comi M$J ?Z$&x? HlW );0
普世价值观只是给世人提供了一套衡量公正与正义的标准，而不是向人们推销任何一种具体的利益分配方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承认每一个个人与群体均具有合法地争取自身利益的平等权利。因此，即使我们接受更多地源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也不意味就要在利益关系中向西方国家让步或倾斜。在冷战时期两种价值观体系、两个国家阵营、两个世界市场对峙的情况下，具体利益的重叠与纠纷其实是很少的，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全球一体化和与国际接轨的新形势下，利益摩擦、斤斤计较的现象反而会屡见不鲜。何家栋指出：“承认共同价值，不等于要否定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争取各自正当利益的博弈和斗争。一群人喜欢吃桔子，一群人喜欢吃苹果，他们的价值不同，但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他们都改为喜欢吃香蕉了，价值观一致了，反而会出现利益冲突——较多购买者的竞争会抬高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中国认同国际惯例，融入世界市场后，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和冲突反而比闭关锁国时更多、更频繁了，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从这里推不出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具有‘虚伪性’的结论，更不应导致抛弃普世价值而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当然是存在的，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价值观的冲突。”[3]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要用开放国内市场来换取先进技术，要用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制度转型。前半句话的意思是清楚的，这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基于各自利益的一种交换。后半句话的意思是含糊的，为什么要牺牲经济利益？牺牲谁的经济利益？制度转型的知识可以无偿获取，制度转型的权柄操在中国政府的手中，“制度使用费”支付给谁？“肥水先流外人田”绝对是一种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现象。给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给民营经济“二等公民”的待遇，这种状况不可以用“愚蠢”二字来打发掉，其背后不乏精明的算计。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外资”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权贵资本”，“肥水先流外人田”实际上就是“肥水先流自家田”，在制度转型中牺牲经济利益的只是没有权势、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人。
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发展、民主、公正、均富，最终实现全球多元一体化，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各国的发展水平不一，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因而所面临和有待解决的“真问题”也不同。秦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还是“前现代”的问题，我们还得为那些在西方从保守党到社会党都认同的基本价值而奋斗，在我们的社会里发生过那么多哈耶克和马克思都拒绝、而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干过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现实，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现实去空谈或搬用西方的什么主义。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先例的历史进程，因此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于解答“中国问题”作用有限。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的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完善市场经济，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对政府的要求与传统私有制国家的情形不同。由于中国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恰当的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消极自由主义”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哈耶克们的问题是捍卫（“保守”）自由，而非建立自由。因此他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但他却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这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我就是从这些重叠之处出发，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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