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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
由张海鹏研究员主编，多位近代史研究的一线学人参与的《中国近代通史》新近问世，《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希望以笔谈形式有所评议。鸿篇巨制，不敢妄加褒贬，仅就该书以“通史”标名断代，略论如何以通史的眼光来研治、撰写和阅读近代史，或许有助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方便读者的解读与裁量。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因此，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谈何容易。其主要困难，即在博通与专精之间的平衡协调。以后来学问的标准，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那真是用外国框架条理本国材料，甚至是直接翻译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之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以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另外，所谓史观派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
教科书与通史，在时空两面似已具备通的形式。可是能否真正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争议不小。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之初各方面均有所不满，便是显例。
近代史本为断代，可是若无通的把握，难以贯通而无晦涩。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须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愈加重要。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不分科，包罗万有，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极大的考验。
周予同所说，主要还是着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国经历所谓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其变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而晚近史料繁多，连主张搜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得不承认：“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提出缩短战线：“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
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而且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近代史虽然已是断代，还是不得不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逐渐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此外，分科要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有限的不足，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
无论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存在怎样的误读错解，撰写历史还是被视为创造历史的要津。随着政治上的天翻地覆，重构历史显得极为重要而迫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设立，目的即在编撰新的通史，而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更加凸显晚近历史的认知与历史教育之于新政权的极端重要。早在建国之初的1949年10月，就有学人提出建设新史学的具体表现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专史的写定，创作一部新的通史是目前首要的任务，并且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负责此事。近代史研究所便是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研究单位。
有此背景和初衷，主持近代史所的历代掌门，都有挥之不去的通史情结，并且持续不断地为之努力。用通史的底蕴与见识研治中国近代史，无疑相当高明同时也是高难。以机构得集众之便，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终于可以汇聚联贯，结成10卷本的硕果。窃以为近代史求通，未必在于卷帙浩繁，尤其不能如顾颉刚等人所批评的，简单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甚至彼此抄袭，千篇一律，但首先应该详实，在大量史事得到征实并进而比较联贯的前提下，由详而略，才有可能贯通无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逐步浓缩，成为篇幅适当的通史，供一般学生乃至社会公众广泛阅读。
《中国近代通史》各卷的承担者在各自的领域均学有专精，但在分科分工的状况下，通史有时难免出现合而不同的尴尬。当年钱穆即批评北京大学通史课多人分授，实增听课学生之不通。分工合作的近代史如何求通，以往多在讨论上下分界和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如何形成，怎样演变，为一值得专门研究的重要问题，影响的因素甚多。海内外的各种论著，尽管存在观念差别，相同相似之处却也不少，表明有着某些共通的渊源。目前大陆通行的近代史体系成形过程中，延安时期的新编历史和建国之初新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丛刊，影响至为深远。尤其是字数多达数千万的资料丛刊的编辑，汇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为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展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专题，并有归类，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与资料相配合，作用更大。后来的近代史线索等讨论，可以说是在所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争论，其效果不过是放大与定型而已。
所谓线索，也就是条理的脉络，用以统领史事，能够纲举目张，通贯无间，而非主观设限，任意裁剪史料史实。而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加之分门别类的研究格局，意见分歧，见仁见智。据说费正清曾经感叹研治中国近代史不能归纳，否则容易成为批评的对象。如此，编撰近代通史，不仅要有见识，而且需要勇气。关于近代史线索的讨论与相应变化，往往由于条贯起来不能合理恰当地连缀解释事实，产生意见分歧，不能不有所调整弥补。所以，重要的是能否把握揭示史事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而不用后来外在的框架强分条理系统。这也是通史成功与否的关键。编撰者吸收融合各方意见，并有独自思考，可供来者检验。
按照近代学问大家章太炎和近代史所前辈学人金毓黻等人的看法，中国历史以正史为主，正史即政治史，而政治史以探求历代制度文物的因革损益为要，以此为主轴中心，通贯包括治乱大事在内的史事，凡与制度文物相关联者从而研究之，视断代、专门、国别皆为通史之一体。这与后来政治史以事件活动为主，不尽相同。近代中国的制度文物承上启下，变化极大，影响极深，可以为天然脉络，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条贯检验兴衰治乱的大事要人，不仅仅局限于专门与断代的范畴。以此为准，近代史的通不仅在于贯穿内部的时空，还须上出嘉道，联贯古今中外。而以包括各种专史的外来通史标准，各卷的理解把握也略有参差。这两方面，或许还有进一步扩展充实的空间。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第1943年1月。
约1929年12月3日致台静农，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0页。
赵俪生：《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新建设》第1卷第6期，引自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参见《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第4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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