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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现代化转型之文化启蒙差异探究
试论中西现代化转型之文化启蒙差异探究[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文化启蒙 社会转型
[论文摘要]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性的序幕，并成为现代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来说，探讨中西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启蒙的差异，无疑有利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西文化启蒙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和现实基础都有所不同，传统文化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根源。
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文化启蒙，思考文化启蒙的历程、反思文化启蒙的结果、总结文化启蒙的价值，无论对于启蒙运动本身，还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无可否认，既然都是启蒙运动，那么中西现代性启蒙必然具有内在关联，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共同特征。但与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相比，中西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启蒙的差异则更为突出，探讨差异产生的根源、分析差异的基本内容，不仅可以借鉴西方文化启蒙的合理性，而且有助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
一、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背景分析
中西文化启蒙基本内容及结果不同，主要在于不同的发生背景，不同的社会需求导致了启蒙担负不同的使命，由此决定了启蒙的进程及方向。
西方启蒙前期的哲学是启示哲学、信仰哲学，当时的主要精神是一种依附精神、蒙昧精神，这种精神表明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没有形成独立、自觉的人格，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从上帝那里寻找价值根据，教会控制着从日常生活到王权政治的一切，人们生存的最终目的是皈依上帝，向往天国。但宗教****、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克服中世纪宗教及社会危机，适应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从文艺复兴的反对神权、倡导人文主义开始，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作为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国家，英国的启蒙运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培根主张打破偶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洛克继承并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成为启蒙大师。他反对天赋观念，主张议会民主制、分权制，提倡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这直接影响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宣言”、“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等。之后，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主战场，笛卡尔反对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一切偏见，提出了“普遍怀疑”的方法，主张用理性审查所有的知识，培尔用怀疑论抨击宗教，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卢梭等用战斗的无神论批判所有的宗教神学，他们崇尚理性、提倡启蒙、重视科学，所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论在法国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从而拉开了l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帷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深刻批判了反动的天主教会，建立了较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与法国相比，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体现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代表的文学在启蒙运动中光芒四射，康德、黑格尔则在哲学的领域中建立了理性的天国。
从西方启蒙的历史进程看，启蒙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神学，手段则是理性精神和科学知识，旨在把人们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张申府所概括的那样：“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可以说西方的启蒙运动是理性精神、自由主义不断彰显的过程。
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启蒙的历史背景则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近现代中国的一切启蒙运动都是以严重的民族危机为背景和动力，也成为启蒙的实现目标。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没有受到更强的文化挑战，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国家。直到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传统的农业文化才陷入危机，现代化才不得不被提上进程，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威压下发生的，由此决定中国的启蒙具有外源性特点。这种外源式的现代转型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传统文化失去了优越性，但人们又不愿抛弃它；西方文化显示了其合理性，可当时的中国人却不愿接受它，而坚守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拒斥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则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在这种情感上抵制理智上选择的矛盾中开始了文化上的启蒙。与中国相比，西方启蒙并没有“亡国灭种”的压力。
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启蒙始于维新运动。维新派群体面对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国家危亡的形势，毅然走出书斋，认为西方的富强主要在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科学方法和民主精神。维新派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呼吁变法维新，建议废八股、立宪法、设议院，传播科学、民权、平等、文明、自由等现代性观念，为现代社会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维新派的启蒙之后，“五四”启蒙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反思传统文化，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实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变迁，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主张全面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资源，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之后，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重提五四精神，更加强调理性与知识，更加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任务，新启蒙运动最终背离了启蒙的宗旨。正如张光芒指出的，新启蒙运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将经济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问题等纳人启蒙探讨的范畴之中，固然表现出思想的进步，视野的拓展，尤其是强烈的政治性、革命性与唯物论色彩；但同时也造成对“人”学本身丰富性的忽视与漠视，即加强了启蒙运动的社会意义，而降低了其文化意义。在20世纪8o年代又一轮新的启蒙运动中，中外学者同时提出‘墩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其代表作是美国学者舒衡哲发表的《中国的启蒙》一书和中国学者李泽厚发表的《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引发一场颇为热烈的论争。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可以说启蒙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其中的原因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值得深思。
二、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根源探究
启蒙的背景不同，如何启蒙即如何超越不成熟状态的进程就有可能不同，文化启蒙的内容和基本选择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文化启蒙的诸多不同其根源主要在于中西文化模式的不同，这既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启蒙的价值选择和基本主张上。
各民族的文化模式和价值系统不同，早期造成的依附状态、不成熟状态也不同，由此决定不同文化通过启蒙向现代化转型的对象和方式不同。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不同民族文化的生活起点和基本生存需要大体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却形成了差别极大的文化模式呢？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实践方式和生活经历的不同，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会采取不同的实践活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二是由于人类的创造性所致，即使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也可能创建不一样的文化，因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分别具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力，这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是文化差异产生的最大原因；三是各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所不同，每一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它由多种形式构成，这些形式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互相组合及程度高低，是一文化区别于另一文化的又一原因。本尼迪克特就此问题指出：”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各个社会在取舍生存的那些可能的方面时那种心安理得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它毋宁更该归咎于文化中各种特性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复杂现象。就象我们刚刚说过的，任何传统风俗的最后形式都远远超出了原始的人类冲动。这种最后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依于这一特性与那些来自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结合的方式。“J（每一民族文化的具体样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设定、选择和创造，有的民族可能会注重这些因素而忽视那些因素，其他民族则相反，这就有了人类社会中千姿百态的文化模式。
理性文化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文化，理性精神是统摄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启蒙虽说主要的现实背景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但西方之所以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古希腊开始积淀，并一直得到继承的理性文化，或者说，西方的现代性启蒙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精神的复兴，从此，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使之成功地进行了工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体系，对此，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西方一切都有科学的色彩，农业如此，工业如此，不但种地讲究分门别类，就连养鸡牧羊也要入科学的范围，一切都要根据科学——即用一种方法把零散的经验经营成学问，”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西方人之所以喜新，而事实日新月异；东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自足无怪。“可以说，理性文化模式是西方社会发展长期积淀的产物。同时，这一文化模式又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进程，成为西方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中国的文化启蒙与其文化模式是什么关系？实践中的文化启蒙与传统文化又是什么状态？这既与传统文化模式有关，又与启蒙的基本定位有关。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作为一种理性的人，自然会选择便利的生产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来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据此提出了”挑战一应战“模式的文明起源理论。通过对21个文明详细而认真的考察，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的交互作用：”借助于神话的光亮，我们已经略为窥到了挑战和应战性质。我们已经了解到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而起源是交互作用的产物。“运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的产生，可以看出，肥沃的土地，使我们的祖先很快进入农业社会，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人惰于对自然的研究探索，而氏族血缘关系却得以稳定的传递，使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礼法关系得以扩张和巩固，并上升到政治统治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文化。客观地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作用。但是，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则更突出：缺乏创新、进取精神和科学精神。农耕文化造成平均主义、墨守成规、小富即安、缺乏竞争意识；宗法等级制度造成了与法治要求相背离的礼法秩序，亲缘文化与当代经济发展要求的不相容，突出地表现为其对契约关系的排斥，亲缘文化给市场经济公平、公正、诚信等理性原则的确立增加了难度。
于是，中国的启蒙对中国传统思想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五四启蒙倡导批判传统，当时的思想家致力于”新聪“、”开民智“的工作，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对以孔孟之道为首的旧文化进行了清算，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的压抑、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遗憾的是，倡导文化启蒙的思想家们自身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致使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举止都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总的来看，五四启蒙运动虽然对家族制度、封建礼教进行了激烈抨击，但传统的封建文化仍顽固地阻挠着人性觉醒和国民性改造的进程，多数中国民众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蒙昧状态。特别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而西方启蒙的现实基础是其较完善的市民社会。
结果不但启蒙运动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如何改造国民性也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从缺乏知识、安于现状、奴隶性格等三个方面批评了国民性；鲁迅则从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麻木、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揭露并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归结起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以至于启蒙者也难以摆脱其强大的影响。同时，启蒙者启蒙的基础不是市民社会，背景又恰逢民族危机的时刻，导致启蒙运动发生了转向，即由批判传统文化转向了在抗日战争中对”统一“、”集中“、”权威“、”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颂扬。正如艾思奇在强调新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爱国性质时指出的：”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是在所不惜的。“直至80年代的启蒙运动传统文化才又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反思，但随之就产生了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由此可见，中国人还没有从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启蒙运动一直致力于批判却始终在不断反弹的强大阻滞力。”实现文化的转换，这将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深刻的人性的转变。“衣俊卿教授在《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中，与黄万盛教授展开对话，指出了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抗拒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传统文化景观：”用’现代城市的农村心灵‘来描述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观，即一个建立在传统文化基座上的貌似的现代社会。换言之，表面上看我们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有很多是经验的东西，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是人情的东西，这与儒家和道家传统是有一定关联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是整体上抵制现代化的。“总结启蒙的进程，分析中西启蒙差异的根源，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验主义伦理文化及其农民社会是启蒙一再背离其主旨的重要原因，与中国的启蒙运动相比，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和个体自由文化模式，不但成为西方启蒙运动走出中世纪的重要力量，而且为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价值评述
中西文化启蒙的差异不仅在基本内容上，在表现方式上也有所体现。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各个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启蒙运动是希望通过彻底改造以等级尊卑的伦理观念为主，改造国民性，培养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新国民，从而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民众启蒙的方式和途径与上西方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诚如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中所言：”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视为他们独有的责任，这无疑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而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则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新版序例如，孙中山先生在分析了国民性对中国实现现代社会的阻碍并提出构建新的国民性时就指出，新型国民必须拥护或认同”民国“及其制度和文化观念，同时强调先知先觉者对国民的引导，而没主张向西方那样以公民权利为核心，实现人的独立、自由。我们不应忘记，培育人的独立个性，改变那种强调群体以压制个人、强调国家以压抑个人、强调义务来否定权利的状态，才是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任务。由此看来，启蒙固然很重要，同时如何实现启蒙的目标、即启蒙的实现途径和基本方式更重要。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启蒙切记总结以往启蒙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启蒙的目标与手段、结果与环节、宗旨与方法的统一。
西方的现代化以启蒙运动为前提，在启蒙的基础上展开。启蒙使西方告别中古时代，可以说，没有启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有了启蒙，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有了启蒙，西方才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和****;有了启蒙，才有自由的科学探讨和学术争鸣。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的过程。而西方启蒙的成功正是由于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依靠科学和理性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奴役，从而促进了现代社会的产生。我们知道，启蒙的实质倡导理性精神，而理性文化把人都看成理性的存在，这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是理性的，所以，无论是西方的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对人的管理既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又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强调对人的数量分析。结果是理性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规定了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个人主义亦为现代文明社会之市场秩序与民主宪政的价值基石，自有秩序理论之天赋****、社会契约、经济自由、信仰自由、法治、有限政府等学说，无不立基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表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自启蒙之后，理性在西方社会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韦伯所概括的那样，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全方位的理性化过程，在经济、法律、行政、宗教及科学等领域已基本得到实现。
与西方文化启蒙获得巨大成功相比，中国的启蒙运动失败了。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及其严重阻滞；另一方面，则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和民族存亡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中国的文化启蒙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每次文化启蒙虽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但理性、自由、人的尊严、民主也都是启蒙所倡导的，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沉湎于传统的经验文化而不愿割舍？为什么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倡导、民主和法制建设如此艰难？为什么人的价值、尊严和基本权利常被漠视？文化启蒙的基本内容、方式、道路不同，决定了启蒙的作用及结果必然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的文化启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生成。从启蒙的选择来看，当时更主要地选择了爱国主义，其他三个方面虽然也得到了启蒙运动本身的一定重视，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需要，加上传统农业文化的强大，致使与农业文明的****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应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并没有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现实选择，现代社会自然也就无从得以取代传统的农业社会。
比较中西文化启蒙的差异，值得反思的是：首先，应理智地冷静地对待传统文化，它曾经强大并优越，但其文化精神毕竟无法与现代社会相契合，因此，对其理应展开认真的梳理和深刻的批判，从中探索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思路与实践。尤其文化启蒙中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更值得反思。”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经验主义仍占统治地位，他们充满了对外来文化的敌视与排斥。这种态度的存在无疑将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文化激进主义对待传统文化彻底抛弃的态度也是不明智的，每次从反传统又回归传统也是值得深思的。实现现代化转型，关键要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转型。
其次，启蒙的主体为广大民众，启蒙必须以国民性的改造为根本，从而改变广大民众的落后心理、生活方式，不难想象作家在激动地批判着阿Q们，而阿Q们却并不能理解、甚至也无法看到鲁迅是如何批判他们的，如此启蒙怎会成功？其实，启蒙不仅仅要告诉被启蒙者如何愚昧和麻木，而是更要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生存和生活着，启蒙应引导大众勇敢而恰当地使用理性，既不要不敢使用理性，也不要任意地使用理性，从而改变不成熟状态，以适应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化行程标志，所以不少人将它当作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和决定性的力量。事实上，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是结果，原因则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由之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这两个前提，任何社会都很难进入现代化的行程。现代化其所以最早发端西欧，也就是因为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把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在反教会和反****的思想运动中唤醒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再次，应理性地认识启蒙的精神实质，牢记启蒙的主张和目标，从而避免由于外在的环境而修正甚至背叛启蒙。按照康德对启蒙的理解，中国的启蒙运动旨在使中国民众摆脱源远流长的君主****和儒家伦理道德的不成熟状态。但特殊的背景导致了中国启蒙运动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目的，救亡的重任致使启蒙者忽视了社会国家与自由个体两者目标的不一致性及其矛盾的解决，反而常不自觉地提出与启蒙主旨背道而驰的主张，致使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为内涵的现代性目标没有在启蒙运动中实现。无疑，爱国主义是应该提倡的，民族主义也可凝聚人心，但狭隘的爱国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背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却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和冷静思考。最后，启蒙乃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冲突，又涉及启蒙与社会、启蒙与政治、启蒙与国民性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启蒙运动所经历的过程及其结果在今天仍需当代人思考，他们提出的问题及留下的问题有些至今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启蒙未竟的事业仍等待着这个时代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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