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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维特根斯坦语用学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学性

时间:2013-2-17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用学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学性
  
  李包庚(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与前期主张“逻辑图像论”不同,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认为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并无共同的本质,唯有“家族相似性”,主张语言的意义在于其用法,标志着维特根斯坦思想从语法学向语用学的飞跃,具有反形而上学性。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逻辑;语用学;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21-02
  
  奥裔英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西方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主张哲学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全部哲学是一种“语言批判”,力图消解传统形而上学,为哲学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错误的根源就是对语言的误用。
  
  一、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变的原因
  
  《逻辑哲学论》是他的早期代表作,旨在产生哲学问题的根源,企图建立语言的“逻辑图像”,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纠正传统哲学的错谬。但后来他认识到,他前期的努力并没能有效地纠正传统哲学的错谬,《逻辑哲学论》也无法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因此,他果断抛弃逻辑原子主义的“语言图像论”,创造性地提出“语言游戏说”。
  
  首先是其做小学教师经历的启发。1920年,维特根斯坦到一偏远农村小学担任了六年的教师,这段经历对他的哲学思考有重要启示。“他后期强调语言训练在语言意义的理解上的作用,就与这小学教学密切相关。从这种语言启蒙教育中,维特根斯坦积累了从事哲学思考的第一手资料,也帮助发现了哲学问题的根源。”[1]实际教学活动中,他此前所持的哲学信念被证明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就使他意识到,语言符号并非都限于命题之中。语言符号不描述事实,描述只是语言的多种用法之一,而逻辑分析只限于命题,只涉及语言的部分功能。
  
  其次是维也纳学派对他思想地误读刺激了他思想的转变。维也纳学派成员深受维氏前期思想的影响。维也纳学派成员一度奉概述为经典,细心解读。在《逻辑哲学论》里,维氏划定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并把消除“对语言的逻辑误解”作为全书之主旨。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们论述自己思想时,分析维也纳学派此前对他思想的误读,实际上维也纳学派的误解也是对他自己早期语言观的反省与批判,促进了其思想的转变。
  
  再次是受伯罗维和斯拉伐地批评和激励。在一次演讲中,荷兰数学家伯罗维(J.Brouwer)尖锐批判了对逻辑过分崇拜的倾向,坚持日常语言并不绝对服从逻辑形式所表达的规则,日常语言不比逻辑语言低级。应该根据语言的基本特征来考察逻辑的性质,并用逻辑来规范、限制语言的用法。于此,维特根斯坦得到重要启示: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其实是植根于日常语言的,不存在着脱离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的先天逻辑。斯拉伐(P.Sraffa)的意见也提醒维特根斯坦,让他意识到,逻辑分析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逻辑分析并不能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语言现象。这样,维特根斯坦认识到此前自己对日常语言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的主张是狭隘的。
  
  二、“语言游戏说”的提出
  
  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问题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哲学需要做的就是消除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解。维特根斯坦选择奥古斯丁图画作为首要批判目标。在奥古斯丁关于语言本质的图画中,语言中的词语是事物的名称,名称与名称的组合构成句子。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观点会导致这样的想法:“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31在维氏的“语言图像论”中,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最基本的是简单名称与简单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反对把语言本质归结为词汇与事物对应关系的观点,认为奥古斯丁图画是对语言的理解是狭隘的,而很多哲学错误都是因为狭隘地理解语言而产生的。他提出“语言游戏说”来反对这种狭隘的观点。
  
  “语言游戏说”其实就是把语言比作游戏,是维氏后期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构成其后期哲学观的根基。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的最初灵感,可能源于他一次观看足球赛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一直琢磨着语言的本质问题,恰好一次经过一个足球场时,看到有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踢着足球,就像做游戏一样。他眼前豁然开朗:在语言中人们不也是在用词语做着“游戏”吗?每一个词语的意义在“语言游戏”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在于其具体的运用。在首创“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时,维氏并未对之予以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举出一些具体实例来揭示。维氏把由语言和行动(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行动)所构成的整体统称为“语言游戏”。
  
  在前期“逻辑图像论”里,维氏认为逻辑语言是最理想的语言,并试图在逻辑和语言之间建构一种对应关系,借此来探讨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而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维氏则认为最理想的语言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必须从日常生活着手才能把握。维氏指出:“‘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地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2]7“语言游戏”强调的是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日常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多样性,这说明维氏改变以往静态的逻辑分析,主张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意义。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4]这就突破了各种精巧、繁琐的哲学理论,推翻了西方哲学传统中把词语的意义归结为事物名称的习惯,超越了他前期哲学思想的局限。
  
  三、“语言游戏说”的反形而上学性
  
  “语言游戏说”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本质主义。维氏认为,语言是无所谓本质的,语言只是一种活动而已。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古代和近代哲学家们都认为复杂多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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