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争辩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
糜海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摘要：西方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以捍卫和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核心任务，强调以“微观基础”分析方法补充唯物史观，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和严密的论证。但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是一致的，既有持赞成、支持和为之辩护的立场，也有的持怀疑态度，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抨击，必须予以重视和回应。基于理论上的需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西方社会的难题和危机。他用解释学的方法理想地建构现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义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争；辨析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0)04 - OOIl- 07
随着当今世界形势的复杂多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势头的强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式微，唯物史观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挑战和诘难。在这一论战中，分析派马克思主义有对唯物史观给予辩护的，有对之加以斥责和诘难的。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则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用唯物辩证法对此加以认真的分析和评判，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影响的需要，也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求。
一、对唯物史观的分析论证：一个阐释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萎缩、衰落，承之而起的是在英美国家占据主流势头的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以捍卫和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核心任务，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支持和论证。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等人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精确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较为盛行的人本主义、黑格尔主义、绝对主义、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潮，站在科学角度、利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论证，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
首先，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微观基础”分析方法补充唯物史观。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宏观的马克思主义对许多重要的社会现象（如大众政治）不能做出满意的解释，“一旦我们不单单使用阶级概念来解释大众政治问题，而综合地使用阶级、政治文化、组织资源等概念来更清晰地分析政治行为，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更深的规律性，而且这些规律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所预测的非常一致。”因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微观基础能够更加丰富和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的社会科学，其粗糙性、局限性及某些理论解释的不足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其总体上的合理性也是不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形：“人们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场合失灵，而把它扔掉，尤其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有着实践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也依赖于一定的实践能力、实践对象和实践条件。该流派的开辟者柯亨认为，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仅限于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经验现象，而是要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抽象原则，把理论命题程式化、逻辑化、规范化和模式化。同时，寻找马克思主义抽象原则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微观论据，从具体的问题和概念人手，为论证和评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奠定基础。例如为什么说阶级是作为历史上重要的集体行动而出现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争取实现社会主义为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平等作为道德目标的意义何在；再一方面，他们还主张用非教条、非传统的方式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既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续性、整体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又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对马克思的某些经典理论予以维护和发展。
正因为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持有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认识，因此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都是认可的，并积极去为其寻找论据。具体而言，他们承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可马克思给予精辟论述的有关所有制、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概念，相信存在一种将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劳动异化和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将得到克服。认为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任务就是建构一种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解释和批判，也必须设计出一套有利于克服这些缺陷和弊端的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蓝图。为此，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是能够使人类的一般认识达到科学和真理高度的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建构等现代的科学方法与工具，并企图建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微观基础分析方法，其中包括功能解释的方法、理性选择的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博弈论方法和唯物辩证法。
为了系统探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具体划分出三类研究对象：一是方法论，旨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方法论，其中包括功能解释方法，方法论个人主义，分析哲学方法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二是经验理论，主要是提高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阶级理论的认识水平，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和认识。三是规范理论或道德理论，包括异化、公正、自由、剥削、民主制度等道德和政治哲学问题。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认为社会科学的客观解释需要微观基础。也就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变革的发生机制。例如针对大众政治行为，除了要分析被剥削集团是如何支持群众运动来攻击社会阶级制度，同时也要从基础层次分析具体的阶级境遇中的政治行为，不同个体的政治动机特点，政治活动的文化支持背景，以及集团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领导水平等。通过寻找阶级政治的微观基础来进一步确证马克思昭示的客观规律。他们当然地认为：对于下层阶级的群众运动，剥削是一种重要的因果条件，但革命的发生还需要其他条件：高水平的领导人、有效的组织、一些历史偶然事例如战争或全球经济危机等，只有将这些微观因素考虑进去，才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践作出更全面的分析和论证。
其次，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人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柯亨等人运用逻辑和概念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和严密的论证，为唯物史观作出了科学的表述，提供了支持的论据。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历史的形式和载体是经济结构而不是文化，历史的主要角色是发展着的生产力而不是意识。经济结构由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力不属于经济结构，但生产力有力地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生产力主要是指谓人的生产活动，只构成生产关系的条件。生产关系是人对生产力或人对人的所有权关系，它构成经济结构的主体。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是指谓从事生产的一套方法和途径，不是指谓一组关系。生产方式主要是指物质方式，社会方式以及物质和社会的混合方式。物质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方式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性质，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混合方式是马克思在广义上使用的生产方式，指生产进行方式的物质和社会性质以及它的整个技术和社会结构。生产的这些方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但是将社会的内容和形式作出区分具有革命的意义，有助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任何时候都存在物质成果、生产力的总和，历史地造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在各种社会形态中被创造出来的物质总和超过了容纳它的社会的特定形式的时候，革命就要到来，即内容突破了形式。”为此，柯亨提出并论证了生产力的首要性这个命题。指出马克思把首要性归于生产力，是指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对由它所包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具有功能解释，是第一位的。同时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可持续时，是因为它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革命化时，是因为新生产关系较旧的生产关系更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相互制约，一脉相承的互动关系。
柯亨阐发的另一个与首要性命题相关的是发展命题。其基本论点是：(1)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然趋势，它表征人的劳动能力或自由活动方式的进步，证明人类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智能以及理性。人类懂得如何通过扩大再生产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2)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不可能同一切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只要时间足够，生产力将达到一个不再同它从前在其中发展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发展水平。(3)为了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生产关系将发生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因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4)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性命题并不是贬低人性或导致“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与人的发展并驾齐驱，一毅统幅。而且，历史的发展同人的能力发展相关，它总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由此推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就在于它促进了生产力增长，将人类生产力水平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的理由，它就是这样，不自觉地为一个高级的生产形态创造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它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会成功。革命早熟的结果（无论它的企图和愿望多么美好），最终都将会因资本主义的复辟也缺少物质的支撑。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绝对的必要的前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才不会是一个概念，而是现实。如果没有高度的物质生产水平这一历史前提，无产阶级革命即使以暴力手段颠覆统治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劳动人民却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公共财富，结果必然是重新开始为获得生存必需品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使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由此，社会变革并不是一种主观愿望，它是历史进程发展的自然要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提供这种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为此，柯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前途持有的悲观论调。针对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与资本主义一体化或者“同化”的论调，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愚蠢到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无能应声虫的地步，也不是全然不知社会主义的前景。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将于危机中发生的预言，不只是要求工人阶级认识到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只有在社会处于严重危机时才会选择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对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在其处于发达状态并得到激化时，在其自身之内不会克服，只有运用革命和变革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这样，柯亨不仅维护和澄清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客观上批驳了当下流行的“多元决定论”和历史唯心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二、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诘难：一个反驳
在分析派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是一致的，有的学者如上提到的柯亨就是持赞成、支持和为之辩护的立场，而有的学者则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持怀疑态度，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抨击，必须予以重视和回应。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布伦纳采取了与柯亨截然相反的立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财产关系的变化必定先于经济的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首要性地位，并认为不存在经济形态转变的“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言下之意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否，是由该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才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看来，与生产力的消极落后的状况相反的是生产关系是随时可以更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无须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历史阶段也可以出现。一经出现便会在全社会流行，而随着这种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就会有现代水平的经济发展。
不难看出，布伦纳的错误在于否定了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位置作了颠倒，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视为决定性作用。其实质是颠倒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夸大了社会意志的能动性和主观性，否定了物质条件的基础性和决定性，走向了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论。似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出现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由前资本主义个体行为者的再生产规律运行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冲突所造成的无意识结果。从历史进化论来看，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历史观。即不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解释社会变革，相反用阶级斗争去解释财产关系，进而以财产关系解释生产力发展，将历史看作是偶然的、无规律的现象。这显然是不能科学说明历史演变实际过程的唯意志论。因为阶级斗争本质上是应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而发生的。历史主体的选择一定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具有现实性。恰如柯亨所说：“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阶级斗争产生这种变化而不是那种变化，我们就必须求助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支配着阶级行为而不是根据它来解释。这种辩证法还决定阶级斗争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列宁也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另一位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斯特认为，历史唯物论中有一些问题即便用柯亨的方法也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关于历史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与他对具体情节的解释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他辩解道：(1)马克思在一些地方论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时，提到人口增长而不是生产力发展是打破这些早期生产方式的原因。(2)马克思对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解释也与他的一般理论不一致，应作出修正：第一，生产力的水平确能参与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但最能说明问题的似乎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或利用。第二，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的规模经济效益，剥削可以看作是促进经济生产力的利用，甚至看作促进其发展。(3)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不是历史分析的对象。如果根据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来建构，这种转变似乎是不可能的。认为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生产力必须发展到社会主义事实上可行的水平；二是主观上工人必须觉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抑，生活根本不幸福，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切实可行的更好选择，然后工人阶级必须有机会而且愿意主动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不能相容，变革就要发生时，这本身是保证了客观条件生产力水平得到满足。但是主观条件很难满足，因为“假设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情况都不错，那么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将会更好，这种抽象的可能性是不会激起工人断然采取行动爆发革命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变革时要付出的代价都会妨碍工人革命。其逻辑结论是，所谓的历史规律只是一个良好的主观想象而已。
埃尔斯特论点，可归结为“资本主义永恒论”和“历史终结论”。他看到了人口、资本、剥削等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一面，但忽视了在资本主义内部不能解决的基本矛盾，以及其导致的对人和社会的异化，对自由、公正、平等的价值扭曲。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内在地催生着新的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对整个资本体系加以逐步否定。历史发展的终极意义是在财富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资本的局限性正在于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在方式上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是，以实践对现存世界进行批判、否定和变革，它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当然，唯物史观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作出大致展望（这一点已被人类现实部分验证），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观条件由什么因素激发，在哪一时刻爆发，走什么道路，这是由现实社会各种矛盾运动发展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它不是预言家所能随意想象的。但是，历史运动趋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上述对唯物史观的置疑是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版本。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也对唯物史观持有歧见，否认柯亨对马克思的辩护。他认为柯亨辩护的三个主要思想（即历史首先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理解，各种社会形态根据其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方式而存在或被取代；功能分析对于说明上面两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逻辑上是必要的）是成问题的。理由是：历史如果是指我们拥有一些可靠文献的各种人类文化史，那它就不能按照一般的进化论图式去构造，更不能乞求于生产力的扩展这个首要基础，在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中，没有一种单一因素如生产力的增长理论可能得到证实。吉登斯虽然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关系，然而他认为统治的基础是政治不平等。在封建剥削中首先是政治上的，当代资本主义除了阶级压迫，还有种族、性别以及国际性剥削，这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都没有充分解释。
吉登斯关注到了当今世界不平等在范围和内容上的增殖，尤其是权力在社会不平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单一因素”决定论以及否定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则是错误的。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同时，唯物史观也承认社会发展是由现实的各种因素形成“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但是，政治和文化等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和说明的，没有“自在之物”。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问题的指导意义已经不再适用，应该加以修正。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靠机械化、自动化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来实现，这同资本主义前期资本家主要靠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和压榨获得剩余价值不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福利在不断改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表象上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因素，而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和发展的因素。这样，“在今天的科学技术理性时代，不是基础、不是经济，而是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因素”。尤其是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公共政策的广泛实施，国家广泛地干预经济使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发生了矛盾，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已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现在不是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起主导作用。
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而这正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相反为历史变革准备了更充足的物质基础和主体条件。因此，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将生产力作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手段，否定了阶级关系的矛盾和对抗性。在认识上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相混淆，更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歪曲。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规律是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阶段的体现。正是依托于这一发现，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客观上的经济学根据和政治条件。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已失效。认为当今自动化从性质上改变了“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关系，朝着生产率由机器而不是由个别产品来决定的方向发展，剩余价值的源泉不再是对工人的剥削，而是科技本身。在科学技术统治论指导下，他们宣扬劳动价值论学说的应用前提告吹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科学技术在能够使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作为劳动过程本身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
以知识和技术等为生产要素否定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技术是劳动力和生产力的一部分，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技术和机器仍然是劳动的产物，它的价值仍然是由劳动所赋予的。科学技术的运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因此，技术、知识、信息、管理只是生产的要素，是财富的来源之一，而工人的劳动依然是剩余价值的最终源泉，科学技术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存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生产自动化程度极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适用的。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个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斥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已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再适用。基于理论上的需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西方社会的难题和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使得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是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他批判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及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认为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并未随经济而变化，反之对经济结构起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进化优势将从经济领域转到教育和科学系统。”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缓和了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使“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并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冲突不再具有传统阶级冲突的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领域中形成的。”哈贝马斯取消了马克思的经济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基于差异化的大众文化冲突论来替代阶级斗争理论。在去阶级化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民主“协商政治”取代基于阶级利益博弈的解放政治，从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面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统治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哈贝马斯不是从资本的本性出发来解释异化的根源，而是错误地诊断为劳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这同时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重大转变，即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客体”结构向“主体间性”结构转换。认为正是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合理化可以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自律性和异化性质。劳动和交往是人类的两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同语言交往相比，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发展了的语言交往”的出现。但是，交往并不因此变成了附属的和被决定的因素，也就是“主体具有的仪式化被保证的行为规范，不能被简化化为工具性的或战略性的行为规则”。在他看来，语言交往在人类进化与生存中不但同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其重要性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强。哈贝马斯把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视为黑格尔主义式的概念思维，即通过劳动，人们学习如何支配自然世界和发展教育或技术知识，并在劳动关系中进行结构分析。认为社会交往才是人类独特的能力，交往要求对人们的角色、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合作的内在本质获得主观上一致的认同。个体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前传统到传统再到后传统意识的道德认知发展过程，普遍的学习水平就反映在他们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之中。依他之见，生产能力的扩大并不能解释内部主观能力的发展，交往行动有他自己的进化路径。这意味着“阶级冲突不再是历史的动力”。基于对劳动与交往关系的上述理解，哈贝马斯试图以合理的交往行为模式建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其一，社会进化在于交往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的奋斗目标可以归结为交往合理化的社会。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的交往越来越不合理，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不但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变革的目的，且决定着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制度的稳定。交往行为是指人们的相互作用，是主体间产生的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就是交往行为及其生活形式中的人，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的工具理性以及国家的干预侵入人的生活世界使人际交往缺乏信任，冲突纷起。由于交往行为完全离开以理解为目的，而纯粹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所以，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尤为迫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已不在生产领域，而在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等公共领域。
其二，借助语言对话构建共同的道德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以共同规范为基础的协调行为是由人们的统一认识促成的，“有效的规范能为认可规范的所有个体自由的接受”，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民主政治进行商谈或对话。交往须进行对话，交往也即是对话。为了顺利地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还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双方了解自己的真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这样语言就成了促进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决定因素。在交往中对话双方应该遵守的语言规则是：(1)语言的可理解性。即对话双方必须用一种能够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可以为建立和改进人际关系服务；(2)意向的真诚性。即商谈双方必须真正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每次表述都要讲求信用。双方在对话中的行为还应以相互理解为导向，而不以牟取成就和私利为导向，更不能把一方的理解强加于他者。
其三，主体的学习机制与社会进化。合理的交往行为不仅依赖于科学的规范标准和真诚有效的语言系统，而且还有赖于主体的学习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的学习不仅包括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交往资源的获得和自我同一性建立，也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以个体的道德发展为宗旨的学习机制很重要，一方面，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即主体能够就规范本身进行论证，为主张和行为辩护，交互性行为是建立在对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反思与商谈基础之上的，代表着个体的主体性发展。另一方面，学习机制也同时成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因为最初由各个社会成员或边缘集团获得学习能力，经过示范的学习过程，进入了社会的解释系统；集体具有的意识结果和知识储备作为经验知识和道德的实践观点，是一种能够被社会所使用的认识的潜在(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力量。一个社会，当它把包含在世界观中的认识的潜在力量用来重新组织行为系统时，它能够进行进化性质的学习。而“当一种新的组织原则的实施，就意味着社会的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个新水平又使现有的知识得到补充，或者产生新的技术组织知识，这就是生产力的一种提高和体制的复合性的一种扩大。因此，对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
其四，主体间性的建立与技术异化的扬弃。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交往活动的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所谓主体间性就是自主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民主的、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的确立为交往的合理化和异化的扬弃奠定了基础。主体间性是在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确认的是阶级、集团、政党这样一些种的主体，而社会进化的承担者应该是社会和纳入社会中的行为主体，或者是具有“自我同一性”的社会个体。“社会和个体与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和集团同一性一起经历着变化。既然社会进化应该指向统一化了的个体自觉影响他们自身进化进程的方向，这里自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主体，至多是自我建立的、高水平的、主观际性的共同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物质的附庸和金钱的奴隶，在“主客体”结构模式中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把人当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消解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我性。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交往关系的不平等和异化，这是科学技术等文化力量异化的深层基础，而交往的合理化是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
综合观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不是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社会交往形式这一历史唯物论，而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主观地从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强调文化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交往及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来解释社会历史进化过程。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突出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自由平等、合理交往，并以价值理性、交往理性来消解资本关系下的技术异化和社会矛盾，从文化批判和文化解释学视角出发，企望构建一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与统一的规范结构来“重建”理想化的社会形态。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目的在于，从道德的层面通过对话、协商达成一致性协议，获得立足于主体间性的真理，实现共识，推进法律和民主建设。他从交往理性出发把公共领域当作权力斗争的领域，倡导基于对话的“参与民主”，从而为以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激进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建设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批判理论走向建构理论的一个转折，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霸权的批判走向对更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建构，这是其文化批判的一个发展。但是这种做法的实质是，以大众民主、话语互动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权力抗争来取代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来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以争取形式上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会目标来取代无产阶级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建立真正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哈贝马斯基于建设合理化公共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错误地对马克思基于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冲突理论进行的全面“重建”，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文化学说，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损毁和脱离。它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环境下通过文化批判和道德进化来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和统治的合法化，显然是具有思想乌托邦的幻想。交往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实现交往理性的民主是非常肤浅的想法。它摒弃了马克思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出发对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及其实践改造，是用解释学的方法理想地建构现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义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史观和其本质的区别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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