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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浚安回四川省宣汉中学的演讲稿
周浚安回四川省宣汉中学的演讲稿
原创： 周浚安
母校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学弟学妹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此时此刻，我心里说不出的紧张，说不出的激动，真可谓百感交集。2005年，我从这所学校走出。没想到阔别十三年以后，我又再一次回到了这里。走在校园的小径上，听着校园的铃声，我更添了许多怀想，仿佛我一直就未离开，我还在这里上学。
前不久，我看了一场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大鹏、乔杉、古力娜扎主演的，叫什么？《缝纫机乐队》。一把破吉他和一群“傻子”的故事，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我不由得想起，2013年的夏天，我在四川青少年文学院任职的那段日子，稍有闲暇便听筷子兄弟的那首《老男孩》，有一句话戳人泪点：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是啊，青春一去不复回！可是谁又不曾梦想过要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呢？
和大家一样，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梦想，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痴心妄想，比如当个国家主席什么的。大家不用笑，这只是打个比方。不过，回过头来，我们又有多少梦想不就像笑话一样呢？但即使只是笑话一场，也总比行尸走肉似的活着要强啊。有了想法，就说明你已经在进步了。登上云贵高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我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孩子，从一个梦里走出，立马又钻进另一个梦里。有梦想并不可耻，敢于追梦的更是英雄。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想当一名货车司机。我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每次赶场都会看到一些大货车，都会听到它们发出刺耳的鸣笛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高喊：“走喽！”那年，我7岁，看着一辆辆在泥泞路上奔往山外的大货车，我一下便明白了，什么穿新衣服、天天吃肉啊什么的，都算不上理想了。几天后，我写信告诉在外地打工的姐姐：“我长大了要当一名驾驶员，货车驾驶员，那样我就可以载着一车食物，周游世界了。”
我的又一个梦想，始于我的13岁。那一年，我终于走出大山，进入县城求学，学校就是这里，四川省宣汉中学。此前几年的时光里，无忧无虑的轻松生活，调皮捣蛋的精彩日子，让我几乎忘记了开着货车去周游世界的事。直到进入宣汉中学，走进初2002级4班，我才明白，原来青春可以是五颜六色的。一个名字的出现，更让我不得不加快清醒，安静地思考人生：我长大以后，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名字，叫韩寒。那一年，韩寒一举夺得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媒体炒得火热。我嘴上没有讲出来，心里却很不服气，不就是作文比赛获奖嘛，我以前在全乡的作文比赛中，不也是经常得奖吗？不过，这也只是拌拌嘴皮子而已。直到一场大病，才真正把我拉上了文学的“邪路”。
那场病生得很及时，让我不得不直接面对孤独。是的，孤独，就像我在小说《行走在单人床上》后记里写的那样：一个爱写作的人，多半都是孤独的。我本来能有很多种方式获得欢乐，但我却总是拒绝，怀着纠结的心绪回到孤独里。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身上浓浓的乡土气息，与正在加速的城镇化格格不入，也就是说我始终是一个“土包子”，一个甚至不知道周星驰是谁的“土包子”。然而一回到乡下，我似乎又成为了城里人，与儿时的伙伴们又有了很大的隔阂，也玩不到一块儿了。
我之所以拒绝欢乐，便是源于对孤独的恐惧。我宁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也不愿意去暴露自己的无知与渺小。最初，在我的眼里，城里的女孩子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漂亮的女生居然上厕所了，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同桌在作业本上画了一颗爱心，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你猜。”我便猜，猜了好久，终于说道：“是桃子。”四周的人立马哄堂大笑，我则面红耳赤，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开口了。
生病期间，我脑中止不住胡思乱想。为了克服对孤单的恐惧，我买来了《故事会》等刊物，躺在病床上自娱自乐。这么一来，我便深深陷入了书的海洋，金庸的，古龙的，琼瑶的，韩寒的，郭敬明的，甚至贾平凹、莫言的……没有特定的门派，只要是文学书，我逮着便读，尽管时常为买一本书而几乎挤掉了一周的生活费。再后来，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便自己试着写。那个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成为作家的样子。
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简单的我要怎么样，不是简单的我要做什么，不是简单的我想拥有什么，更不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的某些奇谈怪论。真正的梦想，必然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经历过一些世事，自然而然地由心底萌生出来的。
2000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一场鼻窦炎手术直接让我的文学种子发芽了。不过，我最初是不敢说出来的，大家已经习惯性地忽略我，我也习惯了躲在角落里。就算实在憋得慌，也只能悄悄地写。我的幸运便是在这一年，我遇到了一位老师，是她给了我最初的信心。这位老师，就是新调来的语文老师，董小萱老师。校园杂志《课堂内外》刊登的一条征文启事，让我一口气写下了一篇小散文《浪花》，写的是一位小男孩送转学的同桌登上轮船的故事。我怀着满腔的忐忑，送到了董老师面前，我以为我照例会引来一番打击，或者是劝我要“干正事”。谁知董老师不但没有打击我，反而还指出：“你这个首尾呼应设置得非常好。”而且，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她还将我这篇文章朗读了出来。那堂课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不时抬头看她，又忍不住埋下头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她读着。就是那篇文章，那堂语文课，开启了我之后十八年的文学创作之旅。
那之后，我就发了疯似的，上课悄悄写，下课狠劲写，怕被老师发现，就在桌子前半截堆上厚厚的一叠书。写散文不满足，就开始写小说，写短的不满足，就开始写长的。想到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我开始写武侠小说；后来看了周梅森的书，我又开始写政治小说。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师们可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他们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岂会看不出我的小九九？在后来我当老师的时候，对学生们打小算盘予以宽容的同时，也会加以管束，我曾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别自作聪明，你们耍的那些小把戏，老师早就会玩了，千万不要以为老师看不到。”不过当时我是幸运的，我所在的学校是宣汉中学，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我所遇到的老师，也是看重素质教育的老师，并非只以考试分数来看待我们的成长。为了防止我走火入魔，老师把我写的小说没收了，但并未撕毁，而是一再叮咛我不能本末倒置，还是应该以学习为重，毕竟中国只有一个韩寒、一个郭敬明。
可是老师们并不知道，我已经走火入魔了，我可以不吃、不喝、不睡，但也不能不阅读、不写作。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就这么疯狂地追逐着，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尽管老师们见了是那么的着急，亲人们见了是那么的担忧。不过，与其说是走火入魔，还不如坦白地说，只有文学才能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因为生得卑微，我虽然成绩还算是走在前列，但也始终不能与城里的同学们打成一片，更不能像他们那样可以拥有画画、唱歌、跳舞等特长，只有文学才能唤起大家对我的一丝记忆。不过这么一来，学习便自然大受影响，成绩直线下滑。同学们的嘲笑、老师的失望、父母的痛骂接踵而至，但越是这样，我便越觉出自己处境的危急，短期内想把成绩突起来哪有那么容易？思来想去，别无他路，只有继续创作，希望能以此叩开升学的大门。幸运的是，在那一年的考试中，我竟然发挥得非常好，一举考入了高2005级实验班。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那段经历很玄乎，当真可以说是如有神助，要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坐立不安啊。
回想那段经历，我在感慨的同时，也经常感到庆幸。幸好我那年能够“稀里糊涂”地升入高中，幸好有那次侥幸的成功，否则后来的我就不会有那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也就不会有我更加癫狂的逐梦岁月。
高中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信了这句话，我以为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卑了，我也可以像其他同学那样拥有灿烂的阳光。一个女孩的出现，让我心里也泛起了一丝涟漪，辗转反侧之后递出了人生第一封情书。可是我却太相信这句话了，完全忽视了：在横向上，大家都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但从纵向上来说，每个人之间还是有着差距的。进入了实验班，不代表着我的基础也一下就扎实了；一次偶然的成功，也并不代表你会一直幸运下去。
我当时是在1班，且不说在家境上与同学们的天壤之别，就是从自身学习功底来说，班里也是高手如云。后来，有些同学出国留学，有些同学在清华等一流高校任教，有些同学在政界声名赫赫，有的同学在商界也混得风声水起。像我这样“撞大运”进来的，应该仅此一个，至少在当时，我还并未显露出自己的独特优势。这么一横一纵地比较，我便更加的自卑了，尤其是在碰到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程时，可以说是只能期待神灵的保佑了。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盼望早点分班，我经常扳着手指头数还有多少天就可以进入文科班了，这种愿望比任何人都要迫切。
一年后，我进入了顾成老师任班主任的9班。顾老师的乐观向上，让我的日子一下便明媚了起来。同时，虽然依旧是实验班，但数理化不再成为拦路虎，我毕竟还是有底气得多了。另一个女孩的出现，再次撩动了我的心弦，尽管她并不是有意的，尽管我已经受过一次伤。我想，我终于可以沐浴在阳光里了。谁知，就在那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让我坠入了人生的冰窖。就在我依然懵懵懂懂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没有一点征兆，来得那么突然，从脑溢血病发到离世仅仅七天时间。
虽然我总是那么卑微，但我也总算是生活在蜜罐中的。而此时，一切却全变了，我就像是一只飞在半空中的风筝，霎时断了线，直直地摔落，跌得浑身都散架了一般，包括我那本就卑微的爱情。呵呵，说到爱情，我的初恋是很失败的。那封情书花了我几个晚上，还洒上了一些香水。然而，那个女孩子是那么的高傲，哪看得起我这个卑微入了尘土的屌丝啊？在教室里，她的手就那么一扬，那封信便化作了满天的纸花，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同学们肩上。第二个女孩倒没那么直接，但或许是因为我上次的“传奇故事”吧，也始终没有给我一点希望。同时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女人，又突然成了我的继母。没多久，我便彻底崩溃了，我开始抽烟，开始喝酒，开始不讲卫生，开始故意与同学们发生摩擦。有很多次，我都差点从州河大桥上跳下去。
如果不是顾成老师，我想我是站不起来的了。很多人都对我失望甚至忽视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我。他也没有像某些老师那样板着脸，总是一大堆枯燥的大道理，而是用他那爽朗的笑声，用他在足球场上的左冲右突，一点一滴地感染了我。后来，为了减轻我家里的负担，他又帮我转班，让我进入了13班。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我，也让后来的我运用到了教育工作之中。当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我要将这些东西写下来，那样至少在多年以后还可以让人再次记起这段岁月。于是，顾成老师自然也就成了我作品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型，孙榆皓的班主任罗曼南老师，几乎就是照着他的模子刻画出来的。
小说《行走在单人床上》就是这样开始动笔的。当时，我总是没命地写，无论课上课下，白天做贼一般地躲着老师，晚上则老是独自坐在宿舍走廊的楼梯上，膝盖上放一块木板，一笔一画地勾勒着每一个人物，总是写了一点便揉烂一张纸。无聊的时候，一些朋友也积极为我出主意，说这个关系应该怎么设置，那个情节应该怎么落笔，还要加些科学知识在里面。我们曾经感叹：“这部作品一出来，肯定比《红楼梦》还要伟大。”为了刺激自己的灵感，也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位作家，我开始蓄长发，也更加频繁地跑向厕所，去抽上一支“作家烟”，更加肆无忌惮地喝“作家酒”，为了掩人耳目，将白酒装进矿泉水瓶里，就是上课时也可以来上那么一口。现在想想，真是荒唐可笑，伟大的作品可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有了作家的样子可也并不一定就真的成为作家了。所以，我忠告学弟学妹们，千万不要钻进牛角尖里。
从顾成老师开始，我又遇见了几个好老师，比如教我们化学的祝隆中老师。我们是文科生，他却依然像爱理科生那样爱着我们，他并不那么详细地知道我和其他文科生背后的故事，却依然生怕我们学漏了一点知识。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那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内容我记不大清楚了，但大意我还是记得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放弃自己，不能因为不喜欢就放弃学习——多学一些东西，总是有用的。当时，看到我们的不懂事，他眼角忍不住泛起了点点泪花。这一幕，我永远都会记得，一个不依靠我们出成绩的老师，对我们依然没有放弃，这得有多强的责任心！还有13班的冉隆涛、唐全周、刘东等老师，包括我读初中时的班主任苏进老师，他们都一直在关注我的成长，也对我这样一个“特困生”予以了极大的宽容与保护。就这样，我的文学梦想便猛烈地生长了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高考并未出彩，但依然对宣汉中学怀有感恩之心的原因，也是我在创作中始终不忘宣汉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前面提到的，我的高考并不出彩，尽管我的小说已经开始在校园里流传。我深深知道自己已经掉队了，掉下了很长一段距离。在好多次狠命突击却不见效的情况下，我想到了艺术，我想从郭敬明的成长道路中寻求答案，我想去报考编导专业，长大以后拍电影。然而家里出事以后，我能上学都已经很幸运了，哪还有资本去谈什么梦想？父亲坚决不同意，从未有过的绝决：“我不管了，就算你不认我这个爹，我也不管了。一个农村的小娃儿，不好好参加高考，学个专业赶紧找工作，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人家都能踏踏实实的，你为啥就总有那么多的事呢？”
我哭了，眼泪如泉水般涌出。但父亲依然不为所动，一张脸铁青着，看得我心如刀绞。我发出了一声长叹，从背包里抱出一大摞书稿，悉数投进了火坑。当时，我并未理解到家里真的已经一贫如洗了，我假意作出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打算先将他们稳住，过了年拿着生活费便跑去集训，来个先斩后奏。可就在我暗自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老天爷却又给了我一记闷棍。春节后开学不几天，我就感冒了，整天咳嗽不止，大口大口地吐着浓痰，人家穿T恤时我却还在穿羽绒服，吃药不管用，便去打针，最后发展到输液。我不相信一个感冒竟会如此厉害，便去检查，结果得了支气管炎。看着集训的同学们一个个离开学校，我不得不死心了。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我默默地流泪：“看来，这就是我的命啊，我与电影终究是无缘的！”
既然这就是命，那也就只有认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不得不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他们也不得不在牵肠挂肚中拼命省钱，为我筹措大笔的医疗费。艺术没花我们多少钱，但医院却让我们没完没了地送钱去了。最要命的，就是这场病不治还好，一治，一查，以前的病没见好转不说，别的病也接二连三地钻了出来，脊柱侧弯、慢性胃炎等等。乡亲们盛传，枉我父亲那么用心，我却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书固然读不下去了，就连做农民都没力气了，还更别说去再讨个啥子婆娘了。
高考前三天，回到老家养病的我，才匆匆赶到学校。结果可想而知，只上了专科第二批次的分数线。我当时特别郁闷，但也明白这是必然结果。于是，我选择了复读，可是复读却让我更加郁闷，病魔始终与我纠缠着，照例让我无法静心学习。医药费的不断增加，也让父母更加怀疑。和以往一样，一回到家，所有亲人都对我进行猛烈的批判，只要我稍有辩解，他们便觉得我没有一点最起码的态度，批判也就更加的猛烈。于是我只有闭嘴，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什么也不说了。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文学这个精神支柱，我恐怕早就得抑郁症疯掉了。就是这一次回家养病，让我在闭塞的小山村里，一边焦灼于对人生的未知，一边不得不清静下来，对自己进行反思。我思考了很多，包括自己与一个城里女孩模糊的感情，包括自己与同乡一个女生发生的冲突……过往的人，过往的事，不断在脑海中闪现，促使我再一次动笔，开始断断续续地创作小说集《八点半的火车》。
那年，不再寄希望于高考的我，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不顾老师的极力挽留，坚决地离开了学校，与人合伙创办文学网站，合伙开发电脑游戏。我幻想着，就算不上大学，我也能像盛大的陈天桥一样，凭借自己的努力，凭借自己的天赋，闯出一片天地的。不过现实总是那么残酷，虽然也曾挣了一点钱，但几个小伙伴一转眼便花光了，到最后甚至连吃盒饭的钱都没有了。我终于明白，凭这点本事就想去淘浪，早晚都会被淹死的。我又开始想念学校了，但此时我已经与父母分道扬镳，又上哪里去筹集上学的经费呢？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去找我的姐姐，好在姐夫仍然对我报有期望，听到后大是欢喜，鼓励我说：“你想读就是好事，老头子不供你，我们供。”对这件事情，父亲后来还是有些微辞的。他给我打的一个电话，暴露了我又在上学的秘密。尽管他不再信任我，对我上学的事也不那么积极了，但姐夫无疑将了他一军，他骂姐夫道：“他要能好好读，我会不支持吗？”
经费是解决了，但学校还没有着落呢。姐姐家里也并不宽裕，但他们仍可以节衣缩食给我拿钱，可是要读哪所学校，他们就当真无能为力了。我只有自己去想办法，宣中是再也回不来了，我只有到其他学校去碰运气。我跑了好几所学校，要么便是不愿意要我，要么便是收费太高。当时，我也几乎要放弃了。好在最后还有一所学校愿意收留我，那就是宣汉县第二中学。第二次高考的前三个月，我就是在宣二中的13班度过的，班主任是杨正荣老师。我的成绩依然不起眼，文学上的优势也没那么明显，这让我更加焦急。可是，我的身体依然那么不争气，老是生病住院。如果不是遇到何旭这样的好友，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想我也会再次放弃的，我甚至还是会疯掉的。不过，我总是幸运的，我最终还是有了一个去处。第二次高考，我上了专科第一批次分数线，被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了。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了。梦想啊什么的，我已经不敢再奢望了。
来到昭通师专，我心里是很失落的，我梦想中的大学不是这样的。我满眼都是这个城市的荒凉，这所学校的落魄。然而，我已经无法选择。我以为，我也会像其他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按部就班地谈恋爱，然后打一打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再按部就班地找工作。可是一个社团的存在，却再一次激起了我心中的热情。那就是野草文学社，一个已有二十几年历史、早已声名远播的文学社，后来的鲁迅文学奖得主雷平阳就是第二任社长。后来，我又了解到昭通已然成为全国第四大文学创作基地，除了后来的雷平阳，还有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夏天敏等一大批在全国很影响力的作家。我热血沸腾了，我显然来对了地方。同时，这几年的际遇起伏，这几年的人情冷暖，也已经让我彻底清醒了。我不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来，我努力寻找着未来的出口，希望也能够放飞我的人生。突破口，依然是文学。
在中文系迎新晚会上，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四大美人新评》，在数千人满座的礼堂上演。我神情激动，跪在地上仰天悲呼：“天啊，天啊，救救这帮堕落的孩子吧！”台下立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后来，一位老师给我反馈了一些信息，当晚就有人在问：“他是怎么想的啊？怎么四大美人在他心目中是那样的呢，不是有狐臭，就是挖鼻屎？”
因此，我被推举出任野草文学社的社长。当时，我无疑挑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好在我深得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关心与帮助，纵然几乎又是从零开始，我们也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整合领导班子，招收新成员，大力改革，精编社刊《守望者》，走出校园积极进行文学推广与交流，将昭通师专校园文学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后来，我又进入了学生会。再后来，我收获了爱情，并开始在网络上创作长篇小说，赚取一些可供零用的稿费。为了静心创作，我辞掉了所有职务，但却仍撇不过盛情，和老师一样担当起了文学方面的顾问。在创作的同时，我积极参加演讲比赛、编导话剧、加盟摇滚乐队，还举办了个人文学讲座，这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那所大学里，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还未毕业，我便找到了工作，摆脱了毕业即失业的魔咒。
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尽管生存条件依然比较恶劣，工作也越来越繁忙。2009年，创作出歌曲《奋进报师恩》，被确定为《宣汉县凤鸣乡中心校校歌》。2010年，创立宣汉县凤鸣乡中心校文学艺术会，办《池边树》杂志，建校园广播站，开音乐培训课，致力于校园文化建设。2012年，拍摄出留守儿童微电影《送菜》，获得多家媒体报道、多家影视公司邀请加盟，主题曲《山里的我》一度获得资深音乐制作人关注。2013年，出任四川青少年文学院通川校区校长，致力于培养文学后备军。2014年，参与创立宣汉县微电影协会。2015年，出版青春小说《行走在单人床上》，获第十八届北方十五省市（区）文艺图书评奖会三等奖。2016年，登上中央电视台（IP电视）大众生活频道，就小学作文教学作分享。2017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并出版了青春成长小说集《八点半的火车》。
说了这么多，我似乎太不谦虚了，不过在母校的老师和学弟学妹面前，我觉得这是一种坦白。我是一棵野草，出生鄙野，经历了许多磨难，但野草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他总会千方百计地生存下去，追求下去。当然，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无当初的锐利与光芒呢？我算不得有多成功，我依旧是一棵野草，但我深深明白，一个梦想远大的人，必然是担得起责任、做得起牺牲、俯得下身子的；一个勇于追梦的人，必然是当得起狐独、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的；一个能够圆梦的人，必然是受得了漠视、抗得住打击、熬得过衰老的。梦想是五光十色的，但是对梦想的每一次靠近，人生的每一次成长，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路走来，我们都要不断地面对孤独，面对误解，面对病痛，面对一次次的失败，面对成功背后潜藏的危机。
记得2008年初的雪灾吧？那时我是怎么度过的呢？整个寒假，我都躲在昭通的小出租屋里，在冰天雪地里，在没有水煮饭、洗脸的日子里，搓着冻僵的手，敲打键盘。因为去晚了，我连学校的抚慰金也没拿到；因为灵感的到来，我不断地揭被子、盖被子、上下床；因为不停地码字，我总是被磨得神经呆滞。2010年初的雪灾，我厌烦了别人的嘲笑，索性闭关创作。没有米，我便吃方便面。没有水，我便不洗脚，脸也尽量不擦。写得累了，我便躺到床上歇息一会儿。写不下去了，我便狂抽香烟予以刺激。就是这样舍生忘死，才有了我一天三万字的创作记录。
学弟学妹们，你们知道我的微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吗？这首先源于我在云南一座大山里顶岗实习的经历。当时，去县城需要坐十个小时的大巴车，从县城到镇上需要坐五个小时的中巴车，到学校还需要再坐两个多小时的面包车。电脑倒是有，电压却经常起伏不定。没有米，买不到菜，也没有自来水，手机信号也很难收到。那几个月因为整天吃土豆，我打饱嗝都满是土豆味，每次回市城，都像是一个刚刚下山的原始人。回到家乡以后，因为对那些留守儿童的不舍，我写了一篇同名小说，也决定拍摄出来。然而，我却没有经费，没有人手，没有场地，没有演员，甚至连摄像机都没有，好多次都想放弃。不过，还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最终还是端起小米，扛着步枪，硬挺了下来。
我有一部小说最初在网上连载的时候，每天看的人很多，点击率一路飙升。谁知，就在我刚刚看到希望的时候，网站居然发生了故障，我一连更新了好几个章节都无法显示出来。等到故障清除，已经是一周以后了，读者早已流失怠尽。也幸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否则我也早就偃旗息鼓了。而且为了写出比较满意的作品，往往已经写了几万字、十几万字，我依然可以一下全部推倒，再一次从零开始，再一次重新构建。
学弟学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可是天涯到底在哪里呢？在横店，在上海，在北京，在巴黎，在纽约，但同时也在四川，在宣汉，在我们这所学校里。说到底，天涯就在我们心里。有了梦想，家往往就是天涯，天涯也往往就是家，只要我们始终如一，便终会看到世界的繁华。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学弟学妹们，很高兴与大家的这次相聚，这又将是我一次难忘的经历。在这里，我对曾经和正在教导我、关心我、支持我的领导、老师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我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或大或小的启示。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也诚挚邀请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和我一起交流，一起“骑着梦想的白马，仗剑行走天涯”。谢谢大家！
周浚安：
笔名风流云，1986年4月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乡村教师、驻村第一书记、副镇长等职务，现就职于中共宣汉县委办公室。2012年，拍摄留守儿童微电影《送菜》，引发公众关注和评论。2015年，出版青春小说《行走在单人床上》。2017年，出版青春成长小说集《八点半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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