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而私。庶几有所戒惧，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美名。[8](《司马光奏议》卷八《正家札子》)

这真是直接且又具体地干预到皇帝的家事了。对于天子处理子女问题之原则的监督，在宋代相当普遍。

北宋一朝，凡遇皇帝年幼、太后听政之际，朝廷中的官僚们总是紧张而小心地注视着内廷的动向。元祐年间，朝野以熙宁时期对于“祖宗法度”的冲击为鉴戒，应该说，是赵宋历史上“本朝家法”受到最为严密关注的时期。

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说道：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后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一，元祐五年十一月)

由“陛下家事”而言及“本朝家法”，这本来是就“祖宗家法”的狭义出发的；但他旋即以“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的立论，将“陛下家事”推而广之，突出了本朝家法的广泛包容性，以此提醒皇帝：既为天子，即无私事可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自然要处于臣僚的目光及议论之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中，高宗曾与辅臣议及哲宗皇后事，徐俯说：“宣仁圣烈皇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继万世之统。”[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癸巳)尽管是说纳后之事，但还是明确与“继万世之统”联系在一起。

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诏职事官轮对，郑湜首先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1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自皇族内部关系来讲“祖宗家法”，这大致是就其狭义而言。

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必然会涉及到皇帝乃至皇族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等同于一般家族规范内部行为、约束礼法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私秘的“陛下家事”。

在宋代的臣僚们看来，就其根本而言，“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礼之源，而君道之立则又天下大义所由定”；他们同时强调“天子之孝与臣庶不同”，“欲报先皇之大德，则继志述事所当先，衰麻之数、哭踊之节其次也”， [3](《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对越甲稿·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从而在肯定其一致性的前提下，拉开了“天子家法”与“臣庶家法”的距离。

当年范仲淹对仁宗所说的“陛下家法”，即不仅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庆历中，当朝廷上议论到所谓“山泽之利”的问题时，仁宗表示：“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之。”辅臣丁度立刻说：

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18](《清波杂志校注》卷一《祖宗家法》)

丁度把仁宗的“德音美意”与赵宋祖宗以来的治国原则联系起来，并进而将“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炼为“忧勤”二字，这种概括，得到了普遍认同。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突出地体现着与“国法”的高度混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宰执与讲读官们向年轻的哲宗进读《宝训》时，还特别自丁度这番对答出发，长篇大论地予以阐释。

元祐八年（1093年），宰相吕大防借迩英阁讲读的机会向哲宗“推广祖宗家法以进”，他说：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皆尚华侈，本朝宫殿只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宴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

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调整皇族内部关系、限制宗室外戚权势的一些法则。

在帝制下的传统中国，皇帝的“家法”与“国法”本相贯通。吕大防既然是向哲宗讲述国家“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的原因，在宗室、外戚关系之外，自然也涉及到皇帝如何处理与臣僚关系的内容，例如宽仁之法。元丰年间，二程曾经称赞吕大防“才高”，并说他的学问“恺悌严重宽大处多”。[19](《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他在元祐末年的这一番话，本意在于揭示“祖宗家法”的丰富内涵；但是，他话中的微言大义尽管出自防微杜渐之思，然而立意并非高远，尽管可效法、可操作性很强，但亦相当繁琐细碎，似与二程称道的他之“才学”不相符应。与其说他是在全面阐释祖宗家法，不如说他是在特定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向缺乏经验的皇帝进言，而其侧重点是置于狭义“祖宗家法”之上的。

宋人在论及“祖宗家法”时，通常是自其广义出发的。凡属治国之道，皆包括在其内容之中。从北宋到南宋，涉及到“祖宗家法”内容的叙说不胜枚举。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在议论程俱所进有关名臣列传之札子时，宋高宗曾经谈到：“初止令进累朝《实录》，盖欲尽见祖宗规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20] (《中兴两朝圣政》卷九)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宋孝宗也曾经说：“祖宗法度，乃是家法。”[20] (《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二月丙辰)

将“祖宗”时的治国规模都概括为“朕家法”，这显然是自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不仅皇帝，在士大夫中，也广泛存在着此类共识。比如，“祖宗”的好学、定商税则例、抑绝侥幸等等德行与举措，都被称之为“我朝家法”。

真德秀在宝庆元年（1225年）六月《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中将赵宋“祖宗家法”之大纲总结为三项：

惟我祖宗，继天立极，其于事亲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柢根本仁义。故先朝名臣或以为家法最善，或以为大纲甚正，或以为三代之下皆未之有。猗欤休哉，圣子神孙所当兢兢保持而勿坠也。[3](《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对越甲稿》)

这样的“家法”，内外包容，巨细无遗，实际上就是赵宋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

四

“记祖宗人亲之大义”的《礼记·大传》中说：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修族。修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诸志诚。诸志诚故隶属刑。隶属刑然后乐。

在“家天下”社会中，“社稷”总是被与“宗庙”、“祖宗”联系起来认识的。对于祖宗的尊崇、奉承，是“礼制”的核心内容，也是统治者据以施治的基础。帝国的政治管理原则浸润在宗法制度的深厚传统之中。藉助于祖宗威灵、依赖于经验与传统、注重“故事”与惯例的决策及施政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祖宗的崇敬总是与对其举措的仿效纠绕在一起，事实上体现着渊源久远的“人治”与“礼治”、“法治”精神的衔接。

赵宋既称“家法”，又特意冠以“祖宗”二字，醒示着前代的轨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后世统治者的行为 [8] 。

南宋孝宗在位期间，朝廷上对于赵宋的“祖宗家法”有相当集中的议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月庚午，孝宗即位之初，

侍读洪遵进读《宝训》，……上曰：“祖宗精于治道如此。”遵奏云：“愿陛下以祖宗为法，天下幸甚。”

留正等针对这番对话阐释道：

自古国家之久长者，未有不由子孙遵守祖宗之训也。夫继体守文之世，前圣之法见于已为，而验于既往，遵而行之，以克永世。理有灼然不易者。……寿皇讲论治道，动以祖宗为法，所谓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者哉！[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百，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庚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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