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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集》中的苏轼诗

时间:2007-3-28栏目:考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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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著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1999。)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影响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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