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改 反思中前行

新课改 反思中前行

    中国第八次课改进入第三年。从2001年的27个省市（自治区）38个实验区，已发展为29个省市（自治区）1600个实验区。如何处理先进的课程计划和相对落后的教育资源、师资水平的关系，成为课改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难点。7月5日，北京电视台“空中培训”节目中，北京教育学院邀请课改领导、专家会同实验区领导、一线教师、家长将进行专题对话。在录制现场记者发现，来自各界对新课改的关注和期待，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这样深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        ■新课改倡导的是合作、参与，管理上就要采用“扁平组织机构”，减少层级，提高管理效率。      ■合作学习并不仅仅为解决大班额问题，这不是一种技术形式，而是集体环境的一部分。      ■实验老师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定位为不是专家，你要有自信----“我也是资源”。你在第一线，专家不一定比你行。    教育部基础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刘兼:        ■尽管城乡之间观念有距离，有落差，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过去对体制的反应较慢。     ■单一试卷再也不能反映学生的素质，评价的目标，一是基础性发展目标：品德、合作、自主、健康等；二是学业性发展目标：各学科双基。      ■教师要增加专业自主；对于专家，我们提倡的是“专业”引领，而不是“专家”引领。    A学校发展不平衡VS“扁平式”管理        主持人李方（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新课改无论在教育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作为北京市三个国家级实验区之一的海淀区，近一年是如何实施新课改的呢？      孙鹏（海淀区教委主任）：海淀区2002年开始在小学、初中一年级实施义务教育新课改，覆盖了全区250所学校的4万名学生。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最重要的是服务，要为新课改、为实践者创造宽松的环境。为此，我们提出“三服务”：一是在经费上，今年拿出预算500万元作为课改的专项经费；二是在体制上，小学改革评价机制，初中保留中考自主命题权，制定适合课改的评价政策；三是在科研上，全区有100多个课题，充分发挥海淀的地域优势，争取与大学合作。      经过一年的实施，我们发现课改在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这可能关系到学校的管理理念、校园文化。      朱慕菊：课程改革最终是在课堂，因此它的切入点就是一线教师和学校领导。过去我们把教师看作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这是否有点“消极”？学生在成长，教师也要成长，不断充实、升华，教师要首先确立自己的角色，变化角色。其次，校领导要认识到教师的重要性，把教师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就需要校领导管理方式的变化。      我们曾到学校和教师座谈，问老师：校长和你们交流多吗？帮助大吗？有的老师说，校长很少和我们交流；有的老师说，我们校长很棒，但我们有些敬畏。我们学校多年来是层级管理，从教师到年级组，到教研组，到教学主任，再到校长，结构层次多，反应慢，缺乏交流和指导，提高就慢。新课改倡导的是合作、参与，管理上就要采用“扁平组织机构”，减少层级，提高管理效率。      刘兼：“扁平式结构”的实质就是建立民主、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校园文化包括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两个方面，而课程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学校是生动活泼，还是死气沉沉，就看对课程文化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传统的优秀学校，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强调严格、规范；而新课程需要的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它必须发挥每个教师的积极性、增强家长的参与，过去相对落后的学校就有可能走到前边，有的优秀学校如果不及时调整，就有可能落后。    B课程内容“都市化”VS教育公平        主持人：课改的不平衡不仅有学校管理上的差别，还有地域的差别。我们曾采访过新课改实验区的延庆县领导，他们认为，从课程标准和教材看，它和农村的教育是有距离的，如教师素质、教学环境、学生活动空间等，农村都是相对落后，有的农村教师认为课程内容有些“都市化”。如何处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相对落后的教育资源的关系？      刘兼：说起民主、合作、开放这些名词，好像都以为是外来词，但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从乡村开始，甘肃、贵州等省开始实行村民民主自治。尽管城乡之间观念有距离，有落差，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过去对体制的反应较慢。     对此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选适应性强的教材；第二个选择，教材只是提供一种案例，不一定要照着它讲。比如讲加法，教材讲两辆“轿车”，你就可以讲两只“鸡”，教材需要教师自己加工、选择，会创造性使用。再如，海南没有雪花、东北没有椰子树，是否因此可以不讲？孩子有权知道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他将来总有一天要走出农村的。这样做，并不是用城市文化来代替农村文化。  朱慕菊：在学校确定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也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从认知角度出发，我们提倡结合孩子的生活经验、体验，但在信息社会，如果仅仅是让孩子看到农村，这对孩子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因为他需要广泛的科技、历史、人文基础，他要走出大山，他要回来建设农村。我们教育内容基于学生的经验，但发展不能局限，尤其是现代化的背景下，不能把它们分离开来。    C学生分化VS“保底不封顶”        主持人：我们曾访问过一些老师，他们谈到课改后，师生关系融洽了，课堂气氛活跃了，但也出现一些困惑。赵老师、李老师就有这样的体会。      赵红艳（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英语老师）：我是教英语的，学生进校认识水平不一样、个性也不同。比如26个字母，有的学前就会，有的一个都不认识。最近我们学“PISA”这节，有的同学很积极，收集很多资料，有的就只能听别人讲。外向的孩子很活跃，能力强；而内向的孩子只能做旁观者。我很着急，这样是不是造成学生分化？     刘兼：“两极分化”现象不仅在北京，在外地，课改半年、一年后肯定无法回避。现在我们首先要来分析这种现象，它表现出来是“分化”，本质上到底是不是“两极分化”？      什么是“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好的越好、差的越差。新课程提出的目标是“保底不封顶”。你教“PISA”，如果只是要所有的学生知道“PISA”就行了，那么就是保了“底”----基本达标；你再在这个基础上让好的更好，那就不是“分化”，而是正常现象，你就可以放心了。过去，是好的学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我们就要充分创造条件，在“保底”的前提下，让好学生更好，再也不能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了。    D“大班额”VS小组合作        李建辉（中关村一小语文老师）：课改对一线老师是挑战，新课程提倡探究性学习，但班额过大，50多个孩子进行有效合作和探究难度大。我上课就深有体会，主动性强的孩子受益匪浅，三分之二跟着走，而其他的孩子，从他们游移不定的眼神中能感到他们还是跟不上。我真是着急，老师的眼睛怎么能“罩住”全班？如何面向每个学生，给大家同等的机会？      刘兼：这个课题我们正在请专家，研究突破大班额的方法。但至少有一个选择----小组合作。五六个人组成一个小组，面对某一问题讨论，这样课堂上就有十个组同时讨论，同时有十个学生发言，提高了时间的利用率。这就要建立课堂上新的“游戏规则”：第一，小组中每个人都要发言；第二，尊重不同意见；第三，归纳总结；第四，有人全面汇报。这是让孩子从小学会尊重规则，学会表达、倾听、合作，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朱慕菊：合作学习并不仅仅为解决大班额问题，更深入地说，这不是一种技术形式，而是集体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曾做过一项5年的研究，追踪优秀学生，为什么这些学生成绩领先？我们发现，第一位原因是主动性。用多种教学组织方式介入课堂，目的就是为了调动主动性。      老师们怕这样就会“放羊”，课堂乱了、盯不住怎么办？其实关键就是建立“规则”：由学生自己提问题，每个人有发言的权力，鼓励不同观点，不崇拜权威，倾听别人，冷静地讨论等等。而且，建议老师在分组时，要考虑有各种个性的学生参加，可以不指定组长。其实，也不应该有组长，让每个学生以自治的能力进入集体，平等地对集体负责。    E一把尺子VS多把尺子        主持人：新课程倡导“不能把分数作为评价的惟一标准”，这是得到大家支持和认可的。而面对学生的差异、家长的需求，如何协调多元化评价和选拨性评价的关系？我们家长也有不少困惑。      张小希（中关村一小家长）：看到孩子的新教材，印刷、内容都很漂亮、吸引人。老师给了孩子很多主动探究的机会，孩子胆子大了，经常为一个问题和小伙伴们争论。让你简直不能小看这些“小主人”的创造力。但我也有些担心，他们将来毕竟要参加中考、高考，他们的基础知识到底是不是牢固？      刘兼：新课改的评价不是用统一的尺子度量。正像光明小学刘永胜校长所说，“多一把尺子多一批好学生”。那么，多几把？尺子是什么？教育部2002年底正式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确了评价改革的框架。单一试卷再也不能反映学生的素质，评价的目标，一是基础性发展目标：品德、合作、自主、健康等；二是学业性发展目标：各学科双基。尽管没有统一的评价量表等工具，但目标就是促进学生发展，注重差异和改进指导。例如学生只是学习好，但合作能力差，老师就要做出全面评价，把他的不足指出来，促进他发展。      对于教师评价也如此，不能简单用评分衡量，而是考查他是否尊重学生，以及在反思能力、教学设计能力、交流沟通等方面做出全面评价。    F教师培养VS个人反思        主持人：我们采访了延庆、宣武的实验教师，他们认为新课程的教学目标更完善了，建立了“三维”目标，就是从重视知识、能力发展到兼顾过程和方法，兼顾情感、态度、价值观。但这也是老师们觉得困难的地方。正如宣武区教委领导总结，“了解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行动，行动不等于到位”，实验老师很希望有切实的、具体的指导。      朱慕菊：教师培养的确是课程改革实施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么多实验教师如何培训？他们每天都有问题，如何指导？我想，第一，集中培训仍然重要，包括通识培训、学科标准培训、编写教材者培训，覆盖全面，必不可少。第二，建立“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      我们非常强调“反思”的作用。每个学校要建立自己的教研基地，引导教师面对日常教学中的挑战进行反思，为“无所适从”找出路。反思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发现问题。每天想一想，哪些顺，哪些不顺。顺了是为什么；不顺，问题又是出在哪里。做分析，想解决方案很重要，对自己教育行为的反思是教师成长的基础。      第二步，分享与合作。每天有个时间和其他教师讨论，如果刚好自己碰到的问题正是其他教师解决了的问题，你学过来，就用着走弯路了。      第三步，专家帮助。老师之间的碰撞、交流很重要，但这只是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要升华成教学理论，就需要专家指点。学校、实验区行政部门要积极引进专家资源，为教师搭桥、建立专家网络，让老师求援有门。     实验老师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定位为不是专家，你要有自信----“我也是资源”。你在第一线，专家不一定比你行，没有先知先觉。其实，教师就是资源，一线就是最好的资源。现在我们正在做有关“教师专业成长”的课题，我们越来越深地感受到，每一名教师都要努力形成自己的“专业再生”能力。      刘兼：有的教师认为，自己在课堂上的创造需要专家来认可，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记得台湾有位学者就曾说，“专家就是专门评论人家”。实施课改，要打破这种“专家神话”，教师要把自己看作专家，做出自己的专业判断。就像这次非典病毒，最早认为是衣原体，而钟南山院士从自己接触的几十个病例分析，提出不是衣原体。他从实际出发做出了正确的专业判断。我们几百万教师只有几千名专家（约1000比1），怎么指导？所以我们呼吁，课改更重要的是教师自己，要增加自己的专业自主。对于专家，我们提倡的是“专业”引领，而不是“专家”引领。加上不断的个人反思、同伴合作分享，这样发展下去，三年五年，教师就可以逐渐从新手到教育能手，到专家，再成为教育名家。    本报记者 薛峰        记者手记:制度面临什么           6月18日上午，在上千瓦聚光灯的照射下，朱慕菊、刘兼和实验区领导、教师、家长在一起挥汗如雨地录制了两个多小时。坐在摄影机旁的我，忽然感到，短暂的时间无法承载数百万教师太多的问题，让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达成世界上最大范围的教育共识并融入到他们日常的教育行为中，漫漫征途也许我们才刚刚开始。      在拍摄的间隙，朱慕菊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      “老师们越来越需要切实的帮助，怎么办？”      “最终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方法就是反思，每天不断地反思、交流、总结。”她又一次强调了反思的作用。      “老师们反思后的创造如何固化在教育制度中？”我问道。      “现在，还不能用刚性的制度把教师们束缚住。”她简洁地说。  这一掷地有声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课程改革，表面上是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但深层次上是对教育制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教育的制度化尽管标志着教育发展的成熟，但同时带来标准化的负面效应。而这种负面效应对于刚刚起步的课改，对于老师们日益迸发的、超越常规的创造，无疑是一种束缚。因为他们很可能挣脱了旧的镣铐，又戴上了新的枷锁，这样又如何自由地舞蹈？     制度需要创新，也必须创新，其中招生制度改革首当其冲。因为如果再不突破“考试分数=升学率=教育质量”这种早已固化在人们的观念中、行为上的刚性制度，就无法进入实质性的课程改革。      然而，正如所有的秩序并不是既定的一样，制度也并非预先设定好的，它往往带有一定的滞后，它往往需要探索者们，尤其是一线的改革者们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用最现实的成果自下而上地一点一滴突破，不断积累，影响决策者做出正确判断，最终创立更加合理的制度。      因此，这必须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近几年的招生制度改革，就是在课改冲击下渐变的结果。比如，增加春季高考、中考命题权下放地方、学分制管理等。一周后，建国以来第一批22所试点高校将首次运用5%的“自主招生权”选择理想的学生。这成为我国在招生制度中一次标志性改革。      这些令人可喜、发人深省的变化带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包括考试在内的评价，无论是在主体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在向多元、综合、弹性的方向迈进。谁对于这一信号敏感，谁就有可能抓住机遇，创造领先。对于学生，就是摆脱“一考定终身”，拥有更多的选择和自主，获得发展个性和创造力的权利；对于教师，就是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思想，让教师的职业生命张扬；对于学校，就是建立民主、开放、人性化的知识组织，在学生和教师的发展中实现学校的发展，赢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薛 峰    背景链接    打造国家实力的“奥运会”        纵观世界教育的发展，其总的趋势是，基础教育改革已经被普遍视为增强国力、打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这就如同一场全球参与的、教育领域的“奥运会”，在这场以育人为目标的国际竞争中，谁走在前列，谁将取得主动，赢得机遇，以坚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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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的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      每10年更新一次课程计划。目标有四项：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和提高国际意识，为将来参与国际事务做准备；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为学生掌握本质的基本内容和个性发展创造育人的教育环境；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和标新立异。  韩国      改革学习方式，思考如何使课程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加强学生的“亲身体验”，提供实验、讨论、自由活动、社会服务等多种体验机会。设置“区别性课程”，对1到10年级加大课程的分层，11到12年级开设多种选修课，充分允许学生选择，引导个性发展。  美国      布什上台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就是“不让每一个孩子掉队”，投入72亿美元实施教育改革。2001年全国高中联谊会宣布当年为“高中年”，提出高中教育面向大众的目标。近年，一场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以标准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各州都制定了自己的课程框架，共同涉及的科目有：数学、科学、阅读与写作、外语、历史、地理、公民教育等。  英国      1999年，依据《教育改革法》颁布新一轮国家课程标准，提出培养学生的四项发展目标和六项技能。四项目标为：1.精神目标----自我成长，发展潜能，认识优缺点，具有实现目标的意志；2.道德目标──明辨是非、关心他人；3.社会目标----人际关系，与人合作；4.文化目标----理解文化传统。六项技能是：交流、数据的处理、信息技术、共同操作、改进学习、解决问题。      英国的课程改革强调把目标设计于课程中，并体现四大方面的价值观----自我、人际关系、社会、环境。  台湾地区      从三大关系和能力出发构建课程。这三大关系是：人与自己，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然环境，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包括增进自我认识、发展个人潜能、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尊重他人、关怀社会、关爱自然等能力和品质。      总之，世界教育改革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点：      1.调整培养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的、具有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所必备素质的新一代国民。      2.改变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内容进一步关注学生的体验，强调动手做的实践能力，是学习方式的根本改变。      3.发挥评价在促进学生潜能、个性、创造性方面的导向作用。（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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