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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

时间:2023-02-27 09:51:21 历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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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

【内容提要】19世纪60年代前,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1860年后,为躲避战乱,大批农村人口拥入租界,两者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但随着战事平息,这种关系又呈疏离,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架构于19世纪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并因此给上海农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

【关 键 词】晚清/上海/租界/农村/关系

近代上海租界,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论述其与上海城市发展演变历程的联系,较少涉及与农村关系的考察,本文拟作补充(注:本文所称的上海农村,是以今上海市行政区划为考察范围;时限侧重晚清,局部延及民初。)。一

1845年11月,以《上海租地章程》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后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至1846年底,上海已有24家外国商号开张(其中3家是美国的),还有5家零售店,25家私人住宅,若干货栈,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门诊部,一个俱乐部和一个基督徒墓地,地皮和建筑支出(保守的估算)至少也有636820美元(注:《阿礼国致戴维斯的港口情况汇报(1847年1月12日)》,转见[美]张琳德:《上海的英国会馆(1843-1854)》,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但总的说来,19世纪60年代前,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两者间关系的转机,始于1860年。是年,太平军自南京东征,进兵苏南和浙江,直逼上海。太平军所到之处,对封建地主、官僚的镇压是无情的。这就迫使江浙地区的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纷纷拥家出逃,其中许多人携资偕眷逃往上海租界躲避。应该指出,除了逃亡的封建地主、官僚之外,上海郊区普通农民在当时拥入租界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当时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邻近地区激烈交战时,当地城镇乡村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下层群众为躲避战乱之苦,也纷纷进入上海。《北华捷报》1862年9月6日载:

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的这一边,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内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女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与黄牛(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当时,上海周围“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拥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页。)。据统计,1853年在租界居住的中国人共500人,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约增至2万余人;而在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时,竟增至30万人,1862年又达50万人(注:木也:《公共租界户口史话》,《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38页;《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一度还曾达到70多万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人口的剧增,给租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房地产业异常兴旺。据一位目击者记载,由于“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之上”,以在租界谋得一立足之地为幸事,因而促使租界的房地产业极度发展,未几便出现“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的局面(注: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页。)。而在19世纪40年代租界初辟时,“英国商人在黄浦滩一带购买的土地,每亩不过出价五十千至八十千文”(注:吴静山:《上海的地价和物价》,《上海研究资料》,第304页。)。1852年,租界地价平均每英亩50英镑,而到1862年竟高达1万英镑(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一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腾涨之速,令人瞠目,“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给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注:徐蔚南:《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国时代》,《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1863年2月21日《北华捷报》载:“在过去,外国人住宅内的空地很多,现在在租界防御线的栅寨内,中国人的房屋以及中国人的街道,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上海”,大批流入租界的中国人,“很不方便地猬集在狭隘的街道上,他们熙来攘往,如同登在蜂房内一样,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页。)。

对这一时期租界与上海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应估计过高。应该说,当时两者间关系空前的紧密,是非常态的,即是战时环境的产物,一旦这一因素消退,这种关系又呈疏离。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原先逃至上海藏身的地主、官僚,纷纷赶回原籍,追查田产,反攻倒算。许多原先为躲避战祸暂居上海的下层群众,也多返回家园谋生。上海租界人口陡然下降。1865年3月租界当局人口统计结果:是年上海租界人口从1863-1864年的33万剧减至137000余人,实际数字可能更低。其中英美租界从25万减至81000人,法租界从8万减至55000余人(注:这次人口统计各项具体数字,可见[法]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页。)。人口的锐减,立刻给租界带来很大影响。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业,所受打击最大,一些外国人因此破产。据当时一名在沪法国人记载:原先“大家都赶着造房子。适合当地人习惯的房子像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有钱的商人把他们的资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没有钱的人供钱造房子,职员、买办、邮差、佣人,所有的人都投入这个投机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但好景不长,“1864年的结束,标志了这个繁荣时期的终止。12月,苏州的被攻占立刻引起了大批难民的外逃,他们急急乎离开这个过去来寻求避难处的港埠,而大家原指望他们会定居在那里的。住房,整个住宅区都变得空荡荡了;隔一个晚上,地皮就不值钱了;从1864年到1865年,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即使不是大部分,至少是许多房子都是贷款造的,因此许多人破产了”(注:《上海法租界史》,第374-375页。)。事后有人回顾说:“从1860年到1864年,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标志了饥饿年代的开始”。“大批难民的突然出逃,对上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随之便出现“商务交易的减少、商业的不景气”等萧条景象(注:《上海法租界史》,第437-438页。)。大批难民离沪返乡,固然和战乱平息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不无关联。二论文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1843年上海租界开辟后的一二十年间,其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批外国商行的设立和进出口贸易的开展,能够较多雇佣劳动力的工业企业尚处肇始阶段,以早期在沪外资工业的重要门类——船舶修造业为例,由耶松、祥生为代表的较大型企业的形成,是在19世纪70年代。其背景是,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长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贸易的扩大,进入上海港的大吨位远洋轮不断增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因此趋盛。70年代后,耶松、祥生相继兼并其他一些船厂,成为实力较雄厚的两大船厂。1879年,祥生船厂已能建造1000吨级轮船;次年又建成长450英尺、宽80英尺,涨潮时水深21英尺的新船坞,可以容纳和修理上海港内最大的轮船。与此相较,耶松船厂也不逊色。其位于外虹桥稍北,“厂地约三十余亩,东为仁泰码头,西则招商局,中栈前临马路,后倚黄浦”,岸边设有专用码头,一应设备俱全。1884年它为怡和洋行建造的“源和”轮,船长280英尺,载重2000吨,被《北华捷报》称为“是在远东所建造的最大的一艘商船”(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9页。)。6N" ~%eiN'x cU`TqpY+Yo@T!\ VW教育技术论文zR*MVz 5?R}+ :7DKlF8L^

外资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发昌机器厂。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4、39页。)。

早在19世纪50年代,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在华活动范围,欧美商人就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将轮船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四周的内河水道,“置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1865年2月,结束国内战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准外轮驶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河。在沪外国商人反应激烈,联名要求各国驻华使节出面干预。清政府对外国轮船深入内河深为顾忌,担心“若一处准行,处处皆援例而起,夺目前商船之生业,驰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是以屡议未允,即再续请,仍不便行”(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L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2、367页。)。时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在规定增辟沙市、苏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时,准许外国船只“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1898年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又将范围扩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内河水道(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786页。)。自此,以租界为主要基地的中外船舶修造业和轮船航运业,活动天地大为扩展。与远洋、近海货轮相比,内河小吨位轮船的制造周期、技术要求,同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经营能力较相适应;另一方面,自清政府开禁,内河小轮业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因此机器厂制造小火轮盛行一时”。较出名的,“在苏州老港内有公茂、史桓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广德兴等几家;在杨树浦有公兴;在南市有求新、兴发荣等几家。专门协作制造船木壳的有协顺昌、施广福、财理等数家”。其中有的还同时经营内河轮运业。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在1895-1913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行业史料载,“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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