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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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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
  
  文/任希贵
  
  谈及马克思主义传播,一般首先提到十月革命然后北京上海,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下简称俄共(布))通过中东铁路在黑龙江地区已经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旅俄华人、先进知识分子在黑龙江地区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本文仅就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早期传播作以简要阐述,这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弘扬黑龙江红色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无阶级革命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经过中东铁路由俄共(布尔什维克)开启,起点在黑龙江哈尔滨。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1898年,由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泰西民法志》(英国人克卜扑所著《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出版,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此后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报刊上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样马克思主义被零星、片断地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孙中山是第一个较为系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留居近一年,他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影响深远,然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有识之士只是把马克思学说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进行介绍,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思想进行有目的的传播,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进行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进行传播最早是通过中东铁路,以黑龙江哈尔滨为中心开始的。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1903年全线通车。这条铁路是沙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工具,同时也是俄国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工人的集聚地哈尔滨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从中东铁路修建开始,大批的俄国、中国、意大利等国工人为修建铁路在各种行业中作工。自1899年至1900年两年间,就有17万劳动群众忙碌在这条铁路上。他们既是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力军。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也最受工人阶级的欢迎和接受。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后,尤其是1903年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成立后,便注重对中东路这支工人队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宣传和武装。作为中东铁路工人的集聚地哈尔滨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据有关资料记载,1905年11月,俄共(布)组织在哈尔滨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在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共同工作的铁路总工厂。“这个组织不仅对在该厂工作的三百多名中国工人有很大影响,而且对松花江的航运工人和哈尔滨的面粉工人也有一定的影响。”
  
  1905年被俄共(布)派到哈尔滨中东铁路、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舒米雅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得不个别地和中国工人谈话,有时通过翻译,有时依靠当时在远东地区通行的那种中俄土话交谈。”“我们不仅是偶然与中国工人联系,不,我们在他们中间相当有计划地经常进行工作。不仅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而且还培养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清朝专制的先锋队。”
  
  与此同时,俄共(布)的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拉罕、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等都在哈尔滨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思想的传播。
  
  这说明在清朝末年、1905年之前,俄共(布)已经在哈尔滨的中国工人中进行了有组织有目的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早于北京和上海十多年。因此可以说黑龙江和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前沿和起点。只不过这种传播是由俄共(布)率先组织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传播,直接受众者是工人阶级,工人在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斗争逐步开展起来。
  
  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了十月全国总罢工。在中东铁路工作的俄国工人获此消息后,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中。在俄共(布)的宣传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一员哈尔滨的中国工人积极支持俄国工人的斗争。
  
  1907年1月初,舒米亚茨基按照俄共(布)在哈尔滨召开的代表会议精神,向中东铁路附属工厂机车分厂的中国工人吴泰发出邀请,请他组织中国工人同俄国工人共同举行罢工。吴泰赞同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共同举行罢工,并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1月9日,俄国一月革命两周年纪念曰当天,哈尔滨中东铁路附属工厂工人进行罢工,并举行庆祝集会。吴泰率400多名中国工人积极参加罢工和集会。为了把俄国和中国工人运动引向深入,同年4月,吴泰和舒米亚茨基制订了中俄工人共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行动方案,并决定如果厂方阻止就罢工。5月14日(俄历5月1日),午休的汽笛声一响,中俄工人便潮水般地涌出厂门,向地三十六棚(中东铁路附属工厂工人集居地)后身的江边聚集。同时,地包、车站、铁路印刷厂、八区制粉厂、港口的中俄工人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很快形成3000多人声势浩大的队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得知后急令镇压。吴泰和舒米亚茨基按计划,率队乘预先准备好的船只,迅速过江向极乐村集结。(论文范文 www.fwsir.com)因极乐村不属沙俄军警管辖范围,所以当警察局长马库金赶到江边时扑了空。聚餐后,舒米亚茨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然后,工人们进行讲演,呼口号,并举行联欢。会上,提出了为反对剥削压迫,为改善生活待遇,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口号。
  
  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五一劳动节,从而登上政治舞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理想而斗争。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最早得到胜利消息,他们为之热烈欢呼。1917年11月12日,在哈尔滨的俄共(布)发布了《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在东北地区的俄国侨民和中国工人支援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信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的充分稳定,支持他们对资本家和地主前临时政府的斗争。”这一号召,首先得到哈尔滨的中俄工人和俄国革命士兵的支持。11月16日,秋林洋行的全休职工举行了罢工。11月20日,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工人和革命的俄国护路队土兵召开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1918年2月28日,在俄共(布)领导下,中东铁路职工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了,讨论了中国工人的组织问题,号召“团结和联合中国工人,为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为反对中俄人民共同敌人而斗争。”在其影响下,哈尔滨总工厂中国工人于同年10月建立了第一个工会——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这是中国工人建立的最早体现中国工人根本利益的工会组织之一。这个工会在建立初期,与俄职工联合会一起,领导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的工人,在反对沙俄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18年到1920年间,中东铁路中俄工人为反对沙俄残余势力以及外国干涉者,掀起了全线四次大罢工。俄共(布)在罢工期间,积极开展向中国工人的宣传活动,介绍俄国国内斗争情况,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干涉的罪恶目的,请求中国工人给予支援。当时主要的宣传形式是向中国工人散发中文传单,如《声明俄国旧官僚罪状,通告中华民国农工商军学各界人等急速省吾》、《天下贫苦之人民一体联合》、《俄国一般劳农者敬告中国劳农兄弟》、《中国工党同胞听者》等等。通过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宣传,使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教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斗争方向更加明确。这期间的中国工人运动,无论在规模和觉悟程度上都有很大扩展和提高,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
  
  由此可见,黑龙江工人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思想最早的一支队伍。这一时期的罢工斗争,为支援十月革命和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俄共(布)还利用红色报刊在铁路沿线进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俄文报刊在哈尔滨出版有一定的历史,最多时达到30余种。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相继出现了一些红色俄文报刊,主要有:《劳动之声》、《新生活报》、《学生之声》、《前进报》、《南方社会主义革命者报》、《通报》、《论坛报》、《风闻报》、《回声报》等十余种。
  
  俄共(布)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在中国职员和工人中发展了俄共(布)党员。据有关资料记载,190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工作下,哈尔滨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的任辅臣,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任辅臣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中国国内最早的俄共(布尔什维克)。任辅臣按照俄共(布)的指示,在哈尔滨进行革命活动,在俄国和中国职员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
  
  二
  
  旅俄华工华侨在黑龙江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华工是个历史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与英、法协约国在华招募大量华工为战争服务,整个大战期间仅旅俄华工就有45万人。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旅居俄国的华工仍有30多万人。旅俄华工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拿最低的工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最易接受能够使他们获得彻底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也最容易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十月革命的传播者。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共(布)认为,对在俄国的外国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共(布)富有远见地把俄国境内的中国工人看作是伟大十月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未来传播者,要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大量的工作下,许多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
  
  1917年俄共(布)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时,不少华工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期间,许多华工自觉地拿起武器和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各地武装起义,创立苏维埃政权。而且有些人经过革命洗礼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还有些人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而英勇献身。据有关材料估计,在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国内战争期间,直接拿起武器参加革命并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总数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是最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付诸实践的一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又是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
  
  旅俄华侨华工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进行的,其主要领导人是刘泽荣。1917年4月,留俄学生、华侨青年刘泽荣放弃学业,为了救助旅俄华工,在彼得格勒发起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12月,该会会员发展到6万人。后来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成为拥护和支持十月革命的华工组织,同时又是关心祖国命运和解放的爱国华侨团体。为使祖国同胞了解十月革命情况,“旅俄华工联合会”开展了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活动。该组织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简称《大同报》)。旅俄的地方华人组织也出版过一些宣传刊物,如在赤塔有《华工醒世报》,在阿穆尔有《社会警钟》报,以及《工人之路》等。这些刊物“专以传播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这反映了旅俄华工的宣传活动具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1918年12月30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华工群众大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张永奎(哈尔滨人)号召华工同胞立即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之中,他说:“中国人民应该与俄国革命并肩前进,走俄国革命的路,所以大家都要到自己的岗位上,与欧洲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1919年2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上致贺词说,实现国际理想的时刻到了,不仅对于西方无产阶级,对于东方无产阶级也一样。中国工人应该向你们学习社会斗争的新方法,以吸取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东西。“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上述言行说明,它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中国无产阶级“走俄国人的道路”。
  
  不仅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1月初, 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中国东北宣传革命,许多人在黑龙江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据有关文献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其中“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但这三名华工在黑龙江方正县沙河子煤矿宣传时被驻扎在该矿的日本军警抓获,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当局的恐慌,北洋政府国务院密电东北各地军政当局“严切侦防,以遏乱萌”。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俄华工准备回国开展宣传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断交,经旅俄华工联合会与苏俄政府谈判,苏俄政府答应免费运送华工回国。当时北京政府唯恐华工回国带来过激思潮,曾设法阻拦华工回国。但仍有数万华工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回国,其中大多数华工在哈尔滨谋生。这些旅俄华工不仅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社会星》等报刊和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而且还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和亲自听到的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
  
  旅俄华工的各种宣传活动扩大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但它却是华人中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华员局在对国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积极的工作。华员局与当时在国内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从时间上和性质上无大差别。但由于原因种种,这个组织没有与国内其他共产党组织联系,也没有延续下来,以至于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刘泽荣于1920年底只作为一个普通归国华侨,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直到1956年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旅俄华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数人目不识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多为直观的感受,切身的体会。他们不可能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更不可能作为 种学理加以研究。所以旅俄华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其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三
  
  在黑龙江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极为活跃。
  
  与内地一样,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活跃在黑龙江,进行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首的是邓洁民。
  
  邓洁民是黑龙江省宾县人,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邓洁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习期间,缘于志气相投,邓洁民与下届同学周恩来等同台演讲,“结为莫逆之交”。
  
  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时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巧合的是邓洁民与祖籍乐亭的同乡李大钊也于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并且两人同学法政,同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朝夕相处,交谊甚笃,亲如兄弟。1915年,中国留学生总会领导了反对卖国条约的运动。邓洁民与李大钊积极参加,起草并发出呼叮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通电。1916年,邓洁民协助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出版《民彝》杂志创刊号。在日本留学期间,邓洁民在日本留学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17年6月,邓洁民回国。回国后,便开始筹办东华学校,以传播先进思想,培植社会中坚。他以南开学校为楷模规划一个建校雏形方案。这时周恩来也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共同研究办校方向问题。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在哈尔滨市道外19道街正式开学。
  
  为实现“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的建校宗旨。邓洁民先后从关内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多数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学生,有的是他的同期好友。如赵松年、霍占一和刘天佑等。另外还有北京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其中张昭德(又名张晋)就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曾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毕业后,由张西曼推荐来哈尔滨,被邓洁民聘为该校俄文教员。张昭德到哈后仍与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张太雷等保持联系。在东华学校任教期间,张昭德与邓洁民一起阅读俄文版的红色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周末时事报告会向全校学生讲解。张昭德还与在哈尔滨的苏俄团体和共产国际驻满代表建立了联系,为一些赴苏考察和工作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牵线搭桥。
  
  1917年夏,被称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的张西曼。认识了正在创建东华中学的邓洁民,受聘参予了东华中学的创办工作,并与邓洁民以及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等成为好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等人经常集到一起对革命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再到世界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邓洁民领导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成为东华中学著名的“五君子”,开始在东华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他向东华学校师生介绍俄国革命的经过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道理。时任东华学校教务主任的邓西园在回忆张西曼在东华学校任教时的情形说,东华学校里“有不少张西曼世界革命精神的体现”,张西曼“真正认识苏联,笃信世界革命一定会成功。西曼不但意志坚决,言词斩断,并且切实地作了宣传、领导的工作。他不是空谈者,他是实干家。”1919年7月,张西曼去北京大学和俄文专修馆任教,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仍与邓洁民和东华学校保持联系。”
  
  1918年7月,“拒约运动”的发动者,邓洁民的同学、好友王希天也到东华学校,同邓洁民共同探讨国家前途。并进行演讲,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发动群众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王希天的宣传,激起了东华学校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愤怒,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两人当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以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非常崇拜和景仰。邓洁民赞成列宁的主张,向往走俄国人的道路。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向别人宣讲。这种信仰和崇拜在1924年他撰写的《哭王希天并悼列宁》文中可见一斑。文中写道:“列宁君,吾东方同志,君实为发大光者,吾与希天实仰望君,钦佩君,且常祝君之健康,而君今弃吾等千百万同志而长去矣。帝国主义野心家常咒君早死,今闻君之死耗,彼将豪喜,而千百万被压迫民族将何是赖?吾敬祈君感动一般在俄之同志,坚持君之宏大规模而前进不已,直到世界全体被压迫民族解放而后止。”这不难看出邓洁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真诚夙愿。
  
  黑龙江的第一个中共党员马骏也曾在东华学校进行过革命宣传。马骏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也是南开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后,邓洁民曾到母校天津南开专门会见过马骏,对他指挥京津学生在天安门前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极为赞扬。20年代初,马骏曾多次到哈尔滨看望邓洁民。1920年8月,马骏到东华学校,邓洁民将校长室隔出半间让马骏居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马骏借在东华学校兼课之机,向学生进行革命宣传,介绍五四运动和国内外革命形势。邓西园回忆说:“马骏在东华学校任教的`一段时间里,为东华学校增添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以东华学校为宣传阵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黑龙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对唤起人民的觉醒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样一支先进知识分子群,虽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组成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的活动使黑龙江这个边陲大省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东华学校迅速响应。在邓洁民的推动下,东华学校师生率先上街示威游行,进行讲演,要求力挽主权,取消“二十一条”。据有关史料记载:5月6日,哈尔滨东华、育才、三育等校学生率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取消“二十一条”。“5月24日,滨江东华中学校等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厅“各巡岗皆特别加岗”,“巡长来往巡视”。“6月16日,滨江东华中学师生走上街头,演出《越南亡国泪》以警同胞”。“6月26日,东华中学组织的赴京津参观团回到哈尔滨,向哈尔滨各界报告京津学运情况,‘以资考镜’”。在祖国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在东北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邓洁民为首的东华学校师生能有这样的举动,实难能可贵。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哈尔滨这座城市形成了澎湃激荡的红色革命空气,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关内是难以见到的。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瞿秋白记述中可见一斑。
  
  1920年冬,瞿秋白作为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新俄社会的媒体之一北京《晨报》的记者赴苏考察。由于铁路受阻,瞿秋白在哈尔滨一住就是50多天。在这里,瞿秋白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先得共产党的空气”。而且成了第一个向内地传出“哈尔滨是中国最早感受十月革命气息的城市”的中国人。他走过“偏脸子”、“三十六棚”等棚户区,看到穷困潦倒的工人苦力、“穷毛子”和像乞丐般生活着的中国同胞。接触采访了苏维埃派到哈尔滨的中东路局的官员,参加了他们的赤色政治活动,首次听到《国际歌》。他及时将所见多闻向《晨报》发出报道。这一过程,一方面证明了哈尔滨在十月革命后红火的政治面貌,另一方面积极向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说:“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在他的《饿乡纪程》中三次提到哈尔滨有共产党“空气”,有一处在空气一词下加着重点,词后还附加英语Atomosphere,特别予以肯定。瞿秋白参加了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使他更为震惊。他在《俄乡纪程》这样定到:只见“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这时全体到会者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
  
  瞿秋白是经历过五四运动群众罢课罢市,演讲呼喊,与警官肉搏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的,但是像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吭高唱《国际歌》,纵情地畅谈共产主义,在北京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连最激进分子也是无从想象的。虽然这类活动是俄侨中布尔什维克党、进步群众组织的,但也有许多中国工人参加。这种红火的政治气氛使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
  
  从以上的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黑龙江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最早的前沿阵地。这一传播最先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的,之后是旅俄华人和先进知识分子。这三股力量进行传播,从时间上看是最早的,从传播的特点上看受众者最多的是工人,从传播后的效果看,使黑龙江这个祖国边陲,封建军阀残酷统治的地方,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反帝斗争风起云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黑龙江哈尔滨才可能成为东北党组织建立最早的地方。正如1922年底到1923年初,罗章龙考察了中东铁路总工厂等处后肯定地指出的那样:“三十六棚是北满工人运动的中心,应成为党工作和活动的中心”。”罗章龙向北京执委建议派人来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组织,由此,1923年东北第一个党组织在哈尔滨建立。
  
  参考文献:
  
  [1]《三十六棚抗俄斗争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维托什金:《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组织和革命运动史略(1898-1907),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249页。
  
  [3]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第45页)
  
  [4]苏。舒米雅茨基:《西伯利亚工作》,莫斯科俄文版,第162页。
  
  [5]《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0页。
  
  [6]《哈尔滨与红色之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75页。
  
  [7]黑龙江省档案局:《黑龙江报刊》,第458页。
  
  [8]任贵样《旅俄华工联合会》,《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5期。
  
  [9]《中共黑龙江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6页。
  
  [10]《哈尔滨东华学校成立纪念》(1918年)。
  
  [11]《中共黑龙江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6页。
  
  [12]《一个人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 32页。
  
  [13]《饿乡纪程》,商务印书馆,1922年9月出版,第61页。
  
  [14]《黑龙江简史读本》,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36页。
  
  (本文作者:中共绥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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