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断想
而令人尴尬的是，一旦其方法的科学机理得到说明，这种方法也将不再是属于中医学理论的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要建立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很难有出路。而经济学通往科学之路已经被西方人所占据。我们除了迎头赶上，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面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悲观。君不见，数量经济学是否能够作为主科而列入经济学系课程还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数学还是可有可无的教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科班”经济学家，即使门门5分，也注定与诺奖无缘。所以说，就中国经济学教育总体水平的落后状态而言，是不具备产生足以获得诺奖成就的土壤的，这是一个总体状态，我们不知道还需要几代人才能使之产生根本的改变，但近期内恐怕希望不大。
说希望不大只是指“总体”，而并不是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就一定不会产生获得诺奖的成果。我认为这样的人可能存在，只是条件非常苛刻。
首先，此人熟谙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能够深刻理解并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及方法论背景；
其次，此人具有相当的数学能力，能够以西方流行的数学语言撰写论文；
第三，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能够洞悉其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走向和潮流；
第四，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有超越西方学者的眼光，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第五，此人具有为经济理论献出一生的气魄和胆略。
第六，……
笔者无意说明上述几条是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也谈不上，但具备这几项素质的中国人无疑是最可能的未来经济学诺奖得主。
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能否获得诺奖”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有，但极少；很可能出现于中国的“主流”之外，或者是那些曾经在国外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具有数学能力及西方哲学背景的少数精英之中。
四、中国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西方经济学主流？
面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无异于面对一个数学的海洋，在那些被精美的数学模型包装起来的理论大厦面前，人们很可能感到茫然，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俯首称臣自叹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自然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丽堂皇的数学表象掩盖了其哲学底蕴的贫乏。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数学巨人和哲学侏儒的结合。当这个数学大厦的营造者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时，他们也不知不觉中在其中迷失方向。不能说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哲学没有任何发展，但这种发展却都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成就，都没有发生于其哲学基础的至高点上。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良机。俗话说：当事者迷。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这一致命弱点，因而也更具有一种把握全局与方向的可能性。果能如此，我们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人间秋色一览无遗，世间万象尽收眼底。你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不过如此，实在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俯首称臣！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腕们正在忙于玩弄数学技巧，却忽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对象——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和形式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然而，效用这一概念仅仅适用于描述一个孤立个人以其自身偏好为前提而规定了的一种单纯的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只代表着建立于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仅仅反映了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却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尔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权力的分析》，他明确表示，经济学必须关心权力问题，他将自己的这部著作看得很重，认为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写成的精品。然而，经济学主流中，没有“权力”这个概念，因为加尔布雷斯以及所有意识到“权力”重要性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大家，都没有能够将他表现为数学模型。事实上，与“效用”相比，“权力”似乎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后者反映着人的另一面，即其社会性，他代表着人面对其他主体人时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关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认为，权力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经济理论的一个增高点，谁首先将这一问题量化为数学语言，谁就等于占据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半壁江山。
现代经济理论中没有权力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反映这一现象，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在厂商理论中他反映为“利润”极大化，在福利经济学中他反映为“独裁性”，还有寻租理论中所谓的“租”的本质也无非“权力”二字。利润极大化和效用极大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完全可以追求效用极大化，“利润”极大化对他却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他也是无“租”可寻的。他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当他面对其他主体人时，他才是一个社会人，“利润”、“租”这些属于社会人的概念才会对他适用。所以说，利润极大化以及寻租行为正是权力极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然而，“利润”和“租”都不是能与效用相提并论的概念，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哲学层次，只有当“权力极大化”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而与“效用极大化”平分秋色之时，经济理论的基础才谈得上真正的完备，那时，也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自然，以上属一家之言，或许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某个更好的切入点。但无论如何，看到的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尽管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想取到真经却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一定要首先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你要具备与巨人叫板的实力。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要学习他的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还要进得去，出得来，进而立足其间，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果，然后才可能言及实现自己的宏图。
客观的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尚在其形成时期，经济学的“牛顿”什么时候出现，还是一个尚须等待的悬案。所以，我们面临空前的成为经济学巨人的机遇，关键是看我们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奋起赶上其步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问题，就是要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为什么有了效用理论，还要搞出一个偏好的概念？为什么看上去非常直观有效的基数效用论被序数论所取代？为什么在现实中毫无用途的“显示偏好”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实际只有一个，因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们要求一切可以作为科
说希望不大只是指“总体”，而并不是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就一定不会产生获得诺奖的成果。我认为这样的人可能存在，只是条件非常苛刻。
首先，此人熟谙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能够深刻理解并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及方法论背景；
其次，此人具有相当的数学能力，能够以西方流行的数学语言撰写论文；
第三，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能够洞悉其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走向和潮流；
第四，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有超越西方学者的眼光，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第五，此人具有为经济理论献出一生的气魄和胆略。
第六，……
笔者无意说明上述几条是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也谈不上，但具备这几项素质的中国人无疑是最可能的未来经济学诺奖得主。
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能否获得诺奖”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有，但极少；很可能出现于中国的“主流”之外，或者是那些曾经在国外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具有数学能力及西方哲学背景的少数精英之中。
四、中国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西方经济学主流？
面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无异于面对一个数学的海洋，在那些被精美的数学模型包装起来的理论大厦面前，人们很可能感到茫然，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俯首称臣自叹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自然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丽堂皇的数学表象掩盖了其哲学底蕴的贫乏。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数学巨人和哲学侏儒的结合。当这个数学大厦的营造者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时，他们也不知不觉中在其中迷失方向。不能说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哲学没有任何发展，但这种发展却都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成就，都没有发生于其哲学基础的至高点上。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良机。俗话说：当事者迷。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这一致命弱点，因而也更具有一种把握全局与方向的可能性。果能如此，我们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人间秋色一览无遗，世间万象尽收眼底。你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不过如此，实在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俯首称臣！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腕们正在忙于玩弄数学技巧，却忽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对象——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和形式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然而，效用这一概念仅仅适用于描述一个孤立个人以其自身偏好为前提而规定了的一种单纯的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只代表着建立于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仅仅反映了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却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尔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权力的分析》，他明确表示，经济学必须关心权力问题，他将自己的这部著作看得很重，认为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写成的精品。然而，经济学主流中，没有“权力”这个概念，因为加尔布雷斯以及所有意识到“权力”重要性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大家，都没有能够将他表现为数学模型。事实上，与“效用”相比，“权力”似乎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后者反映着人的另一面，即其社会性，他代表着人面对其他主体人时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关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认为，权力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经济理论的一个增高点，谁首先将这一问题量化为数学语言，谁就等于占据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半壁江山。
现代经济理论中没有权力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反映这一现象，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在厂商理论中他反映为“利润”极大化，在福利经济学中他反映为“独裁性”，还有寻租理论中所谓的“租”的本质也无非“权力”二字。利润极大化和效用极大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完全可以追求效用极大化，“利润”极大化对他却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他也是无“租”可寻的。他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当他面对其他主体人时，他才是一个社会人，“利润”、“租”这些属于社会人的概念才会对他适用。所以说，利润极大化以及寻租行为正是权力极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然而，“利润”和“租”都不是能与效用相提并论的概念，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哲学层次，只有当“权力极大化”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而与“效用极大化”平分秋色之时，经济理论的基础才谈得上真正的完备，那时，也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自然，以上属一家之言，或许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某个更好的切入点。但无论如何，看到的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尽管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想取到真经却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一定要首先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你要具备与巨人叫板的实力。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要学习他的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还要进得去，出得来，进而立足其间，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果，然后才可能言及实现自己的宏图。
客观的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尚在其形成时期，经济学的“牛顿”什么时候出现，还是一个尚须等待的悬案。所以，我们面临空前的成为经济学巨人的机遇，关键是看我们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奋起赶上其步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问题，就是要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为什么有了效用理论，还要搞出一个偏好的概念？为什么看上去非常直观有效的基数效用论被序数论所取代？为什么在现实中毫无用途的“显示偏好”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实际只有一个，因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们要求一切可以作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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