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预期，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更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使然。因此，在未雨绸缪之际，企业这一经济主体缺位了。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需出面担此重任。然而政府的政策工具十分有限，尤其是涉及到对外贸易方面的，其政策行为还要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章的制约，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的利器唯有出口退税政策了。通过调低出口商品退税率，迫使企业被动调整结构，从而使未来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结构调整被前置，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二）金融危机下宏观刺激方案为抵补预留了空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为求自救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难以独善其身，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冲击。最突出的表现为出口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摆脱出口困境，中国先后于2008年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2月1日、4月1日、6月1日共七次调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具体如下：2008年8月1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010提高到13%；将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1月1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l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部分书籍、笔记本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12月1日，将部分橡胶制品、林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9%；将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1%；将部分水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3%；将箱包、鞋、帽、伞、家具、寝具、灯具、钟表等商品的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将部分化工产品、石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商品的退税率分别由5%、9%提高到11%、13%；将部分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由9%提高到11%，11%提高到13%，13%提高到14%。2009年1月1日，将航空惯性导航仪、陀螺仪、离子射线检测仪、核反应堆、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14%提高到17%；将摩托车、缝纫机、电导体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1%、13%提高到14%。2月1日，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5%。4月1日，CRT彩电、部分电视机零件、光缆、不间断供电电源(UPS)、有衬背的精炼铜制印刷电路用覆铜板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60/0；将六氟铝酸钠等化工制品、香水等香化洗涤、聚氯乙烯等塑料、部分橡胶及其制品、毛皮衣服等皮革制品、信封等纸制品、日用陶瓷、显像管玻壳等玻璃制品、精密焊钢管等钢材、单晶硅片、直径大于等于30cm的单晶硅棒、铝型材等有色金属材、部分凿岩工具、金属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将甲醇、部分塑料及其制品、木制相框等木制品、车辆后视镜等玻璃制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碳酸钠等化工制品、建筑陶瓷、卫生陶瓷、锁具等小五金、铜板带材、部分搪瓷制品、部分钢铁制品、仿真首饰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商品次氯酸钙及其他钙的次氯酸盐、硫酸锌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6月1日，电视用发送设备、缝纫机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罐头、果汁、桑丝等农业深加工产品，电动齿轮泵、半挂车等机电产品，光学元件等仪器仪表，胰岛素制剂等药品，箱包、鞋帽、伞、毛发制品、玩具、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5%；部分塑料、陶瓷、玻璃制品，部分水产品、车削工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合金钢异性材等钢材、钢铁结构体等钢铁制品、剪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玉米淀粉、酒精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
这些调高的出口退税率，恰恰为出口结构的调整预留了很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另外，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已成定局，究竟一次到位，还是逐渐缓慢的调整或是分阶段调整，国际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尽管中国的倾向是逐渐缓慢地调整，而不同的调整方式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宏观经济。国际上，在对外贸易领域，为了减轻一国因进口而引发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幅震荡，在世贸框架内设置了保障措施这一防范工具，然而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保障措施对结构调整的抚慰作用十分有限，毕竟人民币升值的波及面不仅仅限于进口层面，还会影响到其他很多方面，如出口、投资等。面对人民币升值方式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政策却能有效地发挥其一定的正面作用，毕竟出口退税政策相较于汇率政策来说，可控性更强，不易受到来自国际方面的影响和干预。通过出口退税率有序地、缓慢地调低，有效地模拟了人民币升值的状况，尤其是在出口方面，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变得有序、可控。当真正面临人民币升值时，整个出口结构乃至经济结构已先期作了调整，从而能充分适应此环境。
（三）为人民币升值提供缓冲装置
当人民币真正步上升值轨道后，出口退税率调低方案应逐步退出，此时由于前期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出口商品结构已先期完成了调整，所以，当人民币升值开始进场后，出口退税调低政策则应迅速退出，当然退出的速度要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速度而定，另外对于出口退税调低政策的退出，无非就是反向操作即调高出口退税率。此操作的完成意味着针对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出口退税政策已完成了很好的模拟和替代作用。当然，也有可能前期出口退税的调低工作并未能真正完全实现模拟和替代作用，此时可通过进一步地提高出口退税率，来达到缓冲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品结构负面影响的效应。总之，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出口退税政策使得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商品结构带来的负面冲击变得更为可控，实质上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一个缓冲装置。
（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为出口退税政策的模拟与替代赢得了时间
当前全球经济刚刚步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霾，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其波及层面还在不断蔓延，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的思考和关注。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中，中国的正面角色不可忽视，因此，虽然个别国家对中国的汇率问题颇为感冒，但在面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时，谁都无法保证人民币升值一定是一副良药，同时中国也适时地宣布将会对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改革。而这些恰好为中国的汇率变动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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